“一夜腊寒随漏尽，十分春色破朝来。”

　　1978年8月的一天，我告别了“文革”期间在工厂的“战高温”劳动，带着组织部的介绍信到上海体育学院报到。党委宣传部于崇兴和茅鹤清两位部长接待了我，分配在马列主义理论教研室，一开始就投入了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帮助“文革”期间受打击迫害的老同志整理发言稿。

　　体育，我是外行。马克思说过，欣赏音乐要有“音乐的耳朵”。那么，在体育学院工作，不是要有“体育的眼睛”么？于是，我抓紧学习、锻炼，看训练、比赛，同体育老师交朋友。见识多了，开始觉得“体育不简单”，感慨油然而生，又拿起笔，写了几篇短文寄给《体育报》（现《中国体育报》），都发表了。后来，报社还聘我为“特约评论员”。面对记者证，我更加勤奋了。

　　1979年的一天，院党委组织部部长刘华东同我谈话，要调我到复校后创办的《教学与科研》（内刊）当编辑。我不想去。第三次谈话，刘部长一改前两次叫“小戴”而称“戴炳炎同志”。我一听，顿时严肃起来，耳边回响起了在大学入党时“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誓言，立马表示：“我去！”又要与笔为伴了。

　　当期刊编辑，我是新手。改稿开始用铅笔，而陆明主任却让我直接用红笔，鼓励我大胆放手做。爱因斯坦说过：“人的最高本领是适应客观条件的能力。”我逐步改变了当教师的想法，投入编辑工作。首先向市高教局申请恢复《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取得“刊籍”，为期刊“正名”。名正方可言顺。章钜林院长兼任主编，结合审稿常同我谈学报工作，使我认识到“学报是高校的一个‘窗口’”。他卸任之际，还特地和陈安槐院长一起同我谈学报工作。那时，编印都是手工操作，我向印刷厂师傅学会了拆铅字，小修小改可以自己动手。“夙兴夜寐，一日无懈”，一心扑在工作上，想把“文革”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几乎将星期日、寒暑假都用上了，以致陆明老师要给我开加班“调休单”。

　　后来，学校先后创办了《竞技与健美》和《中国体育教练员》两本期刊，成立了期刊社，任命我为常务副社长、副总编（主编）。我没当过领导，又得学习。人少事多，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同仁们则“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勠力同心，相互支持，攻坚克难，摸着石头前进。如今，三份期刊都成为市高校精品期刊和特色科技期刊，《运动与健康科学（英文）》跻身“双学科库”世界前十。

　　到达退休年龄后，学校要我延长退休。怎么办？耳边响起了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的声音：“凡事要想得开，要往前看。”我服从学校需要，延长6年退休。2004年，辞海编辑委员会聘请我担任《大辞海·体育卷》副主编，并参与《辞海》第5版的修订。

　　编辑期刊之余，我还写了四百多篇小文章，有的还得了奖。参与编撰、出版了十余本书，为学校十多位老师出版的专著担任责任编辑，特别是首任院长《吴蕴瑞文集》的责编和注释工作。

　　人退休，笔未停。校庆60周年，我编纂了30余万字的纪念文集《绿瓦情怀》。至今还在编辑《绿瓦青松》小报。

　　我，一个出生于苏北农村的穷孩子，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是党一手教育培养成长起来的，党给了我一支笔，我则“干一事，终一生”，努力像革命英烈萧楚女说的那样：“做人要像蜡烛一样，在有限的一生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温暖。”高山仰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