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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风雨 七十年缘分
2019-05-13

  父亲一辈子只当过五年不到的兵,经历了枪林弹雨,目睹敌人的子弹射穿领着他参军的舅舅的胸膛。


  在父亲的记忆里,当兵就是行军打仗加上打个盹,然后是踏着烈士的鲜血也踏着敌人的鲜血前进或撤退。他随军南下解放上海,当年怀抱枪支弓腰蜷缩在上海残桓断壁的大街小巷进入梦乡的部队里,有我的父亲。


  三十年后,南方硝烟再起,我报名参军,应征入伍,到粤东前线航空兵师当兵。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考取了上海市空军政治学院,毕业后留校,戎装37年直到退休。


  父亲的军旅生涯是扛枪打仗,我的军旅生涯是扛枪习武,父亲扛枪解放上海,我扛枪保卫上海。虽内容有别,但使命相同。


  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是父亲百看不厌的影片。因为它能再现父亲在上海那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部队大反攻,打到上海不久,父亲提干了。提干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肩扛长枪变成肩挎盒子枪,脚上草绿色的胶鞋换上浅黄色的翻毛皮鞋。这与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军校毕业提干时,终于穿上了“四个兜”的干部装,有异曲同工之处。


  解放上海时父亲所在的部队,团部驻扎在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而他所在的机枪连驻扎在国际饭店的楼顶。许多年后,我常开玩笑说,父亲在上海时间虽短,但一直住在市中心,而我居住上海时间虽长,但一直住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公交车55路终点站,当初是名副其实“下只角”的江湾五角场。


  当年父亲虽身居闹市,但无心也没条件逛街游览。为数不多的沪上繁华街头“压马路”是为安抚同乡战友,因为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找过教导员,不愿留在上海,想转到地方工作。那时的军人只有一个信念,跟着毛主席解放全中国。现在想想,父亲当时找了些理由安慰他,自己的心里一定很得意。后来父亲随着部队转战南北,大都市的繁华,渐渐远去,成为他一生难以忘怀的底片留在心里。


  如今父亲已近90高龄,一只眼已彻底失明,眼皮也耷拉下来。在他刚步入老年时,这只眼的视力就开始下降,看东西有些模糊起来。在老家当地大小医院没少看,对此病因说法不一。父亲有些信不过,专程来了趟上海,我带他到眼科医院,提前几天排队,挂上专家门诊。最后的结论是这只眼年轻时曾经受过外伤,离开医院回家的路上,尽管父亲沉默不言,但我从他脸上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释然,似乎隐隐的感觉到,父亲是心里有话却不愿说。


  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在一次敌我双方肉搏战时。父亲这只眼被敌人枪托砸过。当时红肿充血,眼睛视力模糊了些日子。父亲说,战争年代几乎每天都经历子弹在耳边呼啸擦过,没被击中已是万幸,这点伤那根本不叫受伤。父亲说的是真话,他的舅舅牺牲时才20多岁,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山东莱西烈士陵园纪念碑上。父亲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妹妹。他的妹妹,我的姑姑也参军入伍,在新疆牺牲。父亲常念叨她,父亲是九死一生的人,知道战争的残酷,只是觉得她成为烈士时还不满20岁,而且那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解放。


  父亲当年就像一颗流星划过上海的夜空,虽然短暂,发出的光亮也微弱,可这束光亮却照耀着我。


  我在院政治部宣传处当新闻干事时,经常给报社电台写稿,有幸地结识了上海青年报的一位年轻的编辑,他热心给我介绍了一位漂亮的上海姑娘,不曾想谈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上海姑娘便成了我的妻子。


  新婚燕尔之后,妻子告诉我,当时也不知道我今后是否能留在上海,“闺蜜”们反复开导劝阻,但可能是缘分的关系,或说的话糙理不糙就是“王八瞪绿豆——对上眼了。”反正她铁了心,义无反顾嫁给了我。


  父亲在老家,对我能娶到上海媳妇,很是高兴。他告诉我,当初解放上海时,南京路上许多上海女人穿着旗袍,烫着头发,很让他们这些“土包子”开眼界,只是张口闭口“阿拉,阿拉”的一句也听不懂。偶尔在路上相逢时,上海姑娘们友好一点的快速侧身而过,也有一些人捂着鼻子,隔着三五步便躲开了。父亲说,这也不怪,那时我们连连征战未休,别说洗澡,连身上的棉衣裤都是从打死的敌人身上剥脱下来的,身上难免有股难闻的味道。


  媳妇嫁给我后,就几乎再也没有在春节与家人团聚过。每年一到春节,我们订好车票,回上海人口中的“乡下”过节。媳妇不矫情,说是回老家好,父母家房子大,又有一个院子,住得宽敞,人也舒服。90年代初,那时上海人的住房,家家大都还是“捉襟见肘”的多。


  自然,媳妇愿回老家还有多半受宠的缘故,上海媳妇在公公婆婆的眼中被高看一眼,厚爱一分。儿子出生后,媳妇照顾孩子的细心和讲究总受到公公婆婆的夸奖。上海媳妇真能干,夸奖的同时还不忘指责自己的女儿,要她们好好向我的媳妇学习。媳妇也很聪明,在老家亲人面前,从不说上海话,更无一点高人一头的迹象,与我的姐妹相处得像亲姐妹一样。一处几十年,如今虽相隔两地,微信不断。


  父亲和所有的老人一样,高龄后渐渐有些脑萎缩,从前的记忆很深,眼前的事却难以记住。话也变少,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话,而且话的内容多半停留在十多年前。


  每当父亲耷着脑袋一人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时,我便过去跟他聊天,没聊几句话题自然说到上海,因为那里有他青春燃烧的岁月。父亲说当年离开上海,一路打到南京,哪一座城市都是破旧,昏暗,没法与上海相比,既使在战乱年代,上海也不愧为十里洋场。人也许就是这样,时间越久,对往事的回忆总是过滤了那些危险、阴暗,留存的都是美好、阳光。其实,父亲当年与战友在上海大部时间在楼顶机枪连,以防敌人的飞机空袭,外出时都必须两人以上,且子弹上膛,以防隐藏的敌人在暗处放冷枪。


  当然战争间隙,也有幽默诙谐的故事发生。1950年三八妇女节那天,电影院放电影庆祝妇女节,电影票是按驻沪部队发的,父亲所在的团女同志少,团长用有些揶揄的口吻对父亲说:“小耿,给你一张电影票,收拾干净去看场电影。”家父很是激动,那天特意换了身干净的军装,精神抖擞地去看电影,可没想到一入场他就傻眼了,全场都是女同志。他一出现,引起女同胞们哄堂大笑。父亲很是尴尬,进退两难,只好硬着头皮,满脸通红入座。整个看电影过程他都是汗津津的,浑身上下很是不自在。不过事后父亲回忆说,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到电影院看电影。


  父亲跟我说这个笑话时,冬日的太阳,正乏力,懒洋洋的,漫不经心孵着我们爷俩。父亲说完,低头用手抻了抻棉衣角,算是当初的尴尬在内心引起的情绪波动的表达。


  我听后内心的惊讶,远远超出父亲的想象。说起来真是天意,也就在父亲六十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时,那些年每逢三八妇女节,我都作为驻沪部队的代表,一直参加上海市三八妇女节大会。记得有一次,天气寒冷,已95岁的周小燕先生走进贵宾室,落座我身旁,伸出双手,对我说,快摸摸我的小手,多冰凉。她的心理年龄真年轻,说话的语言和神态就像个少女。


  父亲和战友们进驻上海,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闹过的笑话还不少。父亲脚上穿上了浅黄的翻毛皮鞋,但走在街上,看见别人穿的皮鞋油黑发亮,又闻路边擦皮鞋人的吆喝,以为自己的皮鞋要擦上黑油,才会变黑发亮。


  一日傍晚,他和战友一时兴起,见擦皮鞋摊前没人,便让人给自己擦皮鞋,擦鞋小伙一个劲摇头拒绝。父亲和战友很是不高兴,虎着脸,小伙子连忙上油擦鞋,结果鞋子被擦得不黑不黄,想脱了毛的狗爪子。


  父亲说到这里总是开怀大笑。我问后来呢。父亲说,那时行军打仗,命都挂在裤腰带上,枪炮一响,还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一时兴起之后,谁还介意这事。鞋穿在脚上,风里来,雨里去,也没得换,当然也不洗刷。只要不破,管它黑的黄的油的脏的。


  后来,大约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上海提出“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前后,父亲来上海,还和我在国际饭店旁边的小巷口前驻足,告诉我当年就是在这里擦的皮鞋。40多年过去了,人已全非,街巷依旧。


  父亲这些年总是念叨要坐高铁来上海看看,但总是遗憾难以成行,因为腿脚行走不太方便。他当年的战友,沪上的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退休的,陆陆续续都走了。每年春节回去,当他问起这些老战友时,我担心他伤感,总是说都很好。凡上海有些新的变化,我都用手机拍摄记录下来,回去让他看看,每一次,他都凑得很近,反复观赏数遍。


  日子过得真快, 我也正步入老年,每每晨曦慢步面对朝霞升起;每每看到中小学生升国旗;每每踱步在繁华都市熙攘人流中;每每在大超市看见琳琅满目的商品前人们愉快选购;每每循着音乐声看见广场上大妈们载歌载舞……我眼前总能情不自禁浮现出父辈们浴血奋战的场景,总会不由触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感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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