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于漪从教学实践中探索出的“教文育人”“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等教学理念，丰富完善了语文课程的国家标准。对于人民教育家于漪的成就，人们已耳熟能详。不过鲜为人知的是，于漪一家三代6人都从事教育工作，是名副其实的教育世家。

　　于漪的爱人黄世晔离休前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儿子黄肃退休前任凯慧中学副书记、副校长，也是一名历史教师；儿媳史玲玲退休前任职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孙女黄音在杨浦高级中学任语文教师，孙女婿尚宣廷是市北中学的物理教师。为国育人、关爱学生、淡泊名利、与人为善，这些处世准则和品格已成为每位家庭成员共同的价值追求。

　　一本《雷锋日记》

　　孙女黄音长大后，父亲郑重交给她一本《雷锋日记》。这本书是1964年黄肃过生日时，于漪送的。在书的扉页，有奶奶当年写的一句话——“肃儿：向雷锋叔叔学习，做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人民。”

　　黄肃将这本书交给女儿，是希望成为教师的她也能在教学中继承于漪心中的“中国灯火”，接力探索中国基础教育的话语体系。

　　于漪夫妇将《雷锋日记》赠给儿子

　　于漪从教70余年，三代教师也经历了时代变迁，但一家人对“国家”和“人民”都有着深刻的体会，都始终把为国育才作为自己的责任。于漪上过近2000节示范课，完成600余万字教育著述，为构建中国本土教育学、教师学默默耕耘；黄世晔一生为学严谨，参与恢复高考时的第一次高考命题；黄肃的课堂里除了学科知识，总是充满中国故事；黄音从事教育科研时，也始终铭记奶奶提出的“中国的基础教育学应该有中国气派，一线教师就是创造者，有巨大的力量”。

　　餐桌上的“带教”

　　教育是于漪一家餐桌上的最常见的话题。有一次，黄音上课“截获”一张纸条，是班上的两名学生说另一名学生的坏话，老师该如何做？第二天晚餐时，你一言我一语，一家人就此讨论起来，最后都同意于漪的看法——“大海能自净，去除杂质，学生之间的小矛盾有时候并不需要老师去处理。班级就是社会的演练场，把处理问题的自主权交还给学生，信任他们，教师在一旁细心观察，适时提供引导。”

　　于漪曾说：“教师要做‘燃灯者’，自己心中首先要有一盏明灯。”很显然，这缕温暖而明亮“爱之光”也在家庭点燃。

　　她对学生发自内心的关爱，深深影响着、感染着家人。在生活困难的年代，于漪一家节衣缩食，经常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自己的儿子却因营养不良体弱多病。退休后，她继续坚持帮困助学，通过慈善基金会先后资助了十几名家庭困难的大学生完成学业。黄世晔一直支持妻子，他认为学生是祖国的下一代，也是自己的亲儿女。担任物理系研究生教学秘书的儿媳史玲玲给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买新棉被，把获得先进的奖金全部捐给困难学生，“这些孩子能够考取研究生很不容易，帮他们渡过困难，可能就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淡名利唯重书香

　　于漪曾有很长时间没有任何职称，她任校长时好几次将高级教师评定机会让给其他教师。爱人黄世晔同样如此——在复旦大学从教多年总把晋级教授的机会让给年轻教师，直到校领导多次做工作他才同意晋升。

　　“奶奶简单得很充实，纯粹得很少有功利之心，有的只有对教育、对学生、对国家的满腔深情，直至今日，她的价值观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黄音说。

　　对名利看得很淡的于漪对读书却看得很重。黄音小时候，见到最多的画面就是爷爷在阳台的藤椅上看书，奶奶伏在案头一边看书一边勾画笔记。有一次，八九岁的黄音看到家里放了一叠书，上面写着《谈艺录》和《管锥编》，作者都是同一个人，就问奶奶：“这个人很会写东西吗？”于漪说：“他可有学问呢。”说着，就从书橱里抽出一本《围城》递给黄音。“奶奶推荐我读《围城》是因为适合我当时的认知水平，慢慢培养了广泛阅读的兴趣。”黄音回忆道。

　　至今，在于漪家的客厅里、书房里、卧室里，摆满了各类读物。“‘教育之家’要教书育人，首先要自己严格修身。”在于漪看来，爱读书才有“安身立命”之本，而且她一直强调“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