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青学校里的那些故事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掀起了“到民间去”的热潮，他们兴办义务学校，开展平民教育。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更致力于工人运动，到工人中办学校，团结教育职工，培养积极分子，由此诞生了许多“平民学校”，而位于沪东地区临青路上的“临青学校”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临青学校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它是在国家危难之际，由部分优秀共产党员领导创办的。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邓劼刚、严镜余、任崇高等一批地下党员奉命疏散到上海，在中共沪东区委代理书记邓锦珊的支持和帮助下，租借了临青路临青坊（今临青路116弄10号）内的一幢民房，以创办临青学校做掩护，开始了一场新的战斗。

创办学校首先面临的是资金问题，为解决办学经费，全校教职员工群策群力、艰苦奋斗。一方面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找进步人士募捐。邓劼刚校长曾在上海川盐银行经理李先生家做过家庭教师，他设法争取到了李先生的资助，其他教师也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得到了一些进步人士的支援。另一方面学校提倡勤俭办学。教职员工不拿工资，只享受学校提供的食宿，生活十分艰苦，但他们却毫无怨言。学校里的黑板、课桌椅都由师生一起动手油漆，每学期招生广告都由师生上街张贴，凡是自己能做的事情决不花钱雇人做。

临青学校的教职员工除了要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外，尤其艰难的是要对付险恶的政治环境。对于这所革命学校，国民党当局从未放松过监视，经常派特务、巡捕、“包打听”来干扰，甚至公开来检查，妄图找到借以封校的证据。为了减少敌人对学校的骚扰，学校请了几位进步的社会知名人士出面支持办校，成立了校董会。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先生任名誉董事长，上海著名律师李伯申先生任义务法律顾问。

临青学校按照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合一”的理念，一面给学生、青年工人上文化课，一面将文化教育和国难教育相结合，让学生明白救国的真理，锻炼成为抗日救国的战士，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学校的四任校长都是共产党员，老师大部分是党的地下干部，半数以上都读过大学，文化水平较高，有人曾当过教师，还具有教数学、英语、音乐的专业水平。

当时，临青学校讲授的课本都是全国统一使用的课本，但临青人“旧瓶装新酒”，注以新观念、新内容。不论是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都和国难、抗日结合起来，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

每周一早上的周会，老校长都要讲述国难形势。有一次，任崇高校长在讲话前，把一幅方桌大小的“毒蚕侵华图”挂在黑板上，绿色的桑叶形似我国的地图。他将毒蚕的身子引在桑叶的东北部，两只毛刺的爪子已觊觎着桑叶北部，凶恶的头部张开了血盆似的大口，马上就要吞噬中、南、西部的桑叶，他一边讲一边流泪，“同学们，桑叶就如同我们的祖国，祖国就是我们的母亲!毒蚕就是我们东邻的日本强盗，它的野心就是吃掉全中国！我们要拿起刀枪，把日本鬼子杀死，保卫我们的母亲呀！”说到这里，他难过得泣不成声，全场的同学也随之哭了起来，内心激愤的同时也燃起了为革命而战的火苗。

为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临青学校开展了丰富的活动。举办课外阅读活动，学校里有个小图书馆，里面有《革命文豪高尔基》《我的童年》《呐喊》《表》《小草》等书目，都是学生喜爱的书籍。那时，生活书店出版了一本《狱中写给弟弟的十封信》，内容讲述的是东三省人民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中一个故事讲的是吉林省一个中学生，看了一本抗联的书就被关进监狱，如果不投降，就被狼狗咬死；他父亲是教师，因为上课时说东北是中国的地方，结果被日寇活活打死……孩子们听完这些故事，心中不由地激起对日寇的仇恨，也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

1935年春，临青学校推行陶行知先生创导的“小先生”制，挑选了10多位活动能力强的学生当“小先生”，每天放学后深入附近居民区教群众读书识字，广受欢迎。“小先生”活动不仅使五六百个读不起书的儿童和成人得到了识字的机会，同时也受到了抗日救亡教育。

此外，学校也注重课堂外的学习。每逢周日和假日，老师会带领学生参观博物馆、鱼市场、大世界，游览南京路，参观哈同花园……学校还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各班派代表参加，自己管理自己；办壁报，每周出版《学习园地》；开展演讲、辩论比赛，一学期比赛一次，以抗日为主题，不仅锻炼口才，也提高抗日的觉悟；成立孩子抗日歌咏队，由音乐老师讲课、教歌，每月对外演出几次，表演曲目有《枪口对外》《大路歌》《太行山上》《五月的鲜花》等30多首救亡歌曲；建立孩子演剧队，在钟韵明担任校长期间，演剧队排演了儿童独幕剧《抓汉奸》《仁丹胡子》《最后一课》《放下你的鞭子》等到市区演出。

点点微光终成理想之火

临青学校里这支来自工人子弟，年龄最小8岁，最大也不过15岁的孩子们组成的歌咏队用稚嫩的声音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抗争，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孩子剧团”。

这些孩子家境都十分贫困，在党的教育启发下，使他们懂得国难家仇和家境贫困的根由，他们在校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同时积极排演抗日歌曲。其中，《大刀进行曲》作者麦新与音乐指导郭映艇一起，根据孩子们苦难的经历，为该队编写了一首名叫《流浪儿》的歌曲，歌词部分内容是：“我们是没家归的流浪儿，鬼子打去了我们的家……我们要在炮火下成长，团结起我们小力量，帮助大人打东洋”。配上劳动人民喜爱的莲花落调，在街头演唱，深受群众的欢迎。在抗日救亡高潮期间，救国会创办的《救亡情报》上经常登载“临青的救亡歌声”。

1937年春，临青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并邀请部分救国会成员参加春游活动，他们乘船到吴淞口的滨海公园，以联欢活动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孩子歌咏队在联欢会上，演唱了很多爱国救亡歌曲，吸引了众多的游客观看。同年4月，四川省遭受严重旱灾，歌咏队赴上海南市地区的蓬莱大戏院，参加募捐救灾义演。        

1937年8月13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临青学校的部分学生，陆续撤到设在市区恩派亚戏院的难民收容所。原孩子歌咏队成员，仍积极主动地在所内、街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受到了群众的好评，同时也得到了党的重视和关心。1937年9月3日，以原临青学校孩子歌咏队成员为骨干，吸收部分流落在社会上的难童，组成了一支22人参加的“孩子剧团”。

1937年底，“孩子剧团”从上海出发，突破日寇封锁线，历经险阻，途径南通、郑州等地到达武汉，后又经长沙、贵阳等地辗转到达重庆，孩子们沿途以歌咏、戏剧、舞蹈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抗战期间，“孩子剧团”辗转于抗战大后方，为宣传抗日立下汗马功劳，曾受到周恩来、郭沫若的高度赞扬和大力支持，被茅盾誉为“抗日战争血泊里的一朵奇花”。

    血雨腥风中，正是这些可爱的孩子们，通过他们一点一滴的微弱力量，最终汇聚成强大能量，在中国抗战戏剧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帮助下，“孩子剧团”的成员坚定革命理想信念，扣好了“人生中第一粒扣子”，为后来的中国少年们树立了良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