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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志--第十九篇
2011-10-19

概 述
19世纪后期,外国资本家和清朝官僚在境内开厂,最早一代的产业工人由此伴生。在漫长岁月中,深受压迫剥削的工人,开展过各种斗争。民国8年(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杨树浦地区的纱厂工人和机器业工人打出“毋忘国耻”的旗帜,开始登上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舞台。
民国 1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党派甄南山、陈其寿、蔡之华等在民国 12年前后来杨树浦筹建工会组织,创办平民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建党活动。中共杨浦区地方组织建立后,发动党员带领群众投身革命斗争,在民国14年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和民国16年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均发动10万多人参加上海总工会发起的总同盟罢工,党的影响迅速扩大。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工人进行血腥屠杀和镇压,胜利成果被反攻倒算,革命处于低潮。党的组织木断遭到破坏,党员数量急剧减少。民国24年9月,中共沪东区委领导成员全部被捕,区委停止活动。保存下来的一些基层组织和党员仍坚持斗争。
民国26年抗日战争开始,党的组织按系统重建,高举抗日的旗帜,领导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和支援抗日根据地活动。抗战胜利后,党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团结各界人士,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维护和争取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民主权利。民国38年初,党的工作重心转为迎接上海解放。1月,中共沪东区委重建,领导全区各单位开展反搬迁、反破坏斗争。在解放上海时,区委领导群众护厂护校,保护财产设备,维护社会秩序,配合人民解
放军解放沪东地区。
1949年8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建立新的中共沪东区委,统一领导沪东地区党的工作。1950年6月,沪东区委建制撤销,区境内建立中共杨树浦、榆林两区区委。新的中共区委领导各级党组织,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全区人民,反封锁、反轰炸,克服困难、恢复生产;平抑市场物价,稳定社会治安;开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民主改革等政治运动。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后,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6年1月基本完成对私营工商业和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完成繁重任务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党组织和党员队伍逐步发展壮大。1956年,杨浦区和榆林区分别举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共杨浦区委和榆林区委。
1957年,根据中共“八大”路线和“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的方针,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8~1960年,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组织生产“大跃进”,经济有较大发展,各项工作也有推动。但在建设过程中,急于求成,欲速而不达,挫伤了群众积极性,造成某些失误;在整风“补课”和反右派斗争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1959年的“反右倾”中又错误地批判一些人。1960年1月,两区合并。1961年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区委一面抓工业调整,开展增产节约,克服生产上的困难,一面抓调整关系和关心群众,安排好人民生活;广大党员响应党的号召,带动群众为国家分担困难,使国民经济重新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在继续进行经济调整的同时,从1963年起分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6年6月,全区开展“文化大革命”。年底前,在红卫兵和造反组织的冲击下,区党政机关已近瘫痪状态,基层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1967年1月,造反派“联合夺权”,区委领导“被迫中断。9月,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统揽党政一切大权。1969年8月,建立区的党核心小组。在此前后,搞“开门整党”,逐步恢复基层党的组织。1970年6月,区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区委重建后,开展“清队”、“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使大批干部、群众遭到各种迫害;积极推行王洪文的“三位一体”和“两部合并”,改变民兵体制。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7年,市委工作组进驻杨浦区,清查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1978年,改组“文化大革命”时延续的区党政机关,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通过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调动积极因素,调整社会关系;转移工作重点,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行改革开放,加速区域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健全政治体制,发挥人大、政府、政协的职能作用,以及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参政议政作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势和任务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集中进行整党和反复进行党风党纪教育、勤政廉政教育。1990年,区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后,全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有了新突破,改革开放有新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上了新台阶,党的政治核心领导作用进一步加强。


第十九篇 中国共产党


第一章 中共杨浦区地方组织


第一节 沿革
民国12年(192年)7月9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决定:按照党员住处相近编为一组的原则,将居住在杨树浦地区的陈其寿、甄南山、谭国昌、谭崇山和虹口地区的党员编为一个直属组,组长陈其寿。民国13年7月,区境内的13名党员单独建立杨树浦小组,直属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民国14年初,根据中共“四大”党章规定“凡有党员 3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境内组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杨树浦支部,何量澄为负责人,党员46人。这是当时上海15个支部中党员人数最多的一个支部,占上海党员总数的20.9%。
民国14年五卅运动,恒丰、始和、大康、同兴、上海纱厂等一批基层支部相继建立。同年8月,中共上海区委执行委员会在境内建立中共杨树浦和引翔港两个支部联合干事会(简称支联会),10月,又改建为中共杨树浦部委和中共弓;翔港部委。民国16年3月7日,中共上海区委为领导和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决定将两个部委合并为中共沪东部委,下属支部37个,党员1501人。
民国16年大革命失败。7月,中共沪东部委改为中共沪东区委,隶属于中共江苏省委。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加上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影响,革命力量屡受挫折,党的组织迭遭破坏,在极端复杂和艰难的环境中,中共区委时合(中共沪东区委)时分(中共杨树浦区委、中共引翔区委;中共沪东齐东区委、中共沪东齐西区委等)。主要领导人变动频繁,先后达30多人次。其中有林育南、赵容(康生)、毛春芳(欧阳洛)、刘少奇、何孟雄、浑代英等。
民国24年1月,中共江苏省委被破坏,沪东区委与上级失去联系,后在中共临时中央局领导下(浦化人分管)开展工作。9月中旬,沪东区委领导成员全部被捕,区委停止活动。当时,区境内统一的中共区级组织虽木存在,但许多中共党员和保存的一些基层党组织仍独立地开展工作,活动干各种群众团体中。至抗战爆发前夕,坚持在境内斗争的党员约有50人。
民国26年,中共中央派刘晓等来上海恢复重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11月,中央批准成立由刘晓任书记的中共江苏省委。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上海不再按地区设立区委,而是按照不同系统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实行垂直单线领导”。中共江苏省委工人运动委员会领导成员马纯古和何振声等先后来到沪东重建党组织。民国27年在重建新老治和厂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沪东外商(英美)纱厂委员会。以后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又陆续在敌(日)厂、市政、重工业等系统建立党的委员会或工作支部。抗战后期,还一度组织过杨树浦和
榆林两个地区工作委员会(临时领导机构)。
抗日时期,区境党组织主要分布在工业系统,有16个党支部和2个直属组,党员约260人。此外,在杨树浦和榆林两个警察分局各有1个支部或小组;在缉罂中学有2个党小组,非工业系统的党员仅10余人。全区党员总数已达270多人,为抗战前夕党员数的5倍。
民国34年8月,中共上海市委成立,各级党组织仍按系统实行垂直领导,直到民国38年初,为迎接上海解放才基本上改为按地区分块领导。
民国34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在沪东恢复和建立各产业党委员会。
党组织除沪东棉纺、重工、化工委员会管辖的单位外,颐中烟草三厂党支部和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均由市委工委直接领导或由市委工委的市政、交通工作委员会领导。
这一时期,由于革命斗争高涨,其他系统党的工作在区境内也有发展。市委的学委、教委、职委、科委、警委都在杨浦区发展党的组织。抗战时期外迁的同济、复旦等大学在抗战胜利后在境内复校,党的队伍发展更快。
民国38年初,为适应解放上海斗争需要,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改为基本上按地区分块领导,重建中共区委。区境内各系统的党组织大多数由重新建立的中共沪东区委及其下属的几个分区委领导。中共沪东区委所属的党组织中有党员1300多人。
此外,境内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几个党组织由中共沪北区委新市分区委领导;在浦东地区的马勒船厂党支部则归中共浦东区委领导。再加上当时由市政、交通工作委员会领导的水、电、煤气、电车厂等;上海解放前夕全区的党组织有70多个(党总支5个、支部62个、直属组7个);党员总数1700多人,为抗战胜利时党员数的6倍多,比民国13年单独建立中共杨树浦小组时党员数增加 100多倍。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共地下沪东区委的历史任务已告完成,但工作仍没有停止。
1949年8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以下简称市委)作出《关于调整党的组织,建立区委的决定》。新的中共上海市沪东区委员会(简称沪东区委)建立,管辖杨树浦、榆林、提篮桥3个区党的工作,仍由陈公演任沪东区委书记。1949年11月~1950年6月书记为王中一。区委统一领导沪东3个区的基层党组织89个(党委1个、总支1个、支部87个),党员1609人。1950年6月,市委为使区委的设置与行政区域相适应,决定调整区委组织。6月12日,市委通知撤销中共沪东区委建制,在沪东地区按行政区建立中共杨树浦、榆林、提篮桥3个区委,(提篮桥区委于1959年12月并入虹口区委)。沪东区委撤销前,下属基层党组织共100个(党委1个、总支1个、支部98个),党员1849人。
1950年6月建立中共上海市杨树浦区委员会(简称杨树浦区委),有支部51个,党员1036人。市委任命王中一为杨树浦区委书记。1952年1月,市委决定成立沪东产业党委后,沪东地区国营工厂党组织归产业党委领导,区委只领导所属私营工厂和其他系统的党组织。1953年4月,市委决定区委设立常委会。同年7月王中一调离,副书记萧明主持区委工作。1954年11月,市委调萧习深来杨树浦区委任书记。1956年《月,市委决定撤销产业党委,将其所领导的国营、合营工厂的党组织划归各区委领导;并派江征帆来杨树浦区委主持工作。5月,中共杨树浦区委改称杨浦区委。6月2~7日,中共上海市杨浦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区委~届一次全会上,江征帆当选为区委第一书记。1958年2月,江征帆调离杨浦区委,由市委工业部长杨立法兼任杨浦区委第一书记,并任命后奕斋为区委第二书记。后奕斋调离杨浦区后,1959年1月市委调刘杰来杨浦区委担任第二书记。12月3日,市委调整市区行政区划的决定中将杨浦、榆林两区合并为杨浦区。并区前,杨浦区委所属的党组织共575个(其中党委29个、总支65个、支部481个),党员12685人。
1950年6月建立中共上海市榆林区委员会(简称榆林区委),有支部37个,党员548人。市委任命夏明芳为榆林区委书记。1952年6月,市委调派陈一诚为榆林区委书记,夏明芳改为副书记。1953年5月对日市委批准榆林区委设常委会,调整区委领导成员,仍由夏明芳担任区委书记。1956年5月31日~6月4日,中共上海市榆林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在第一次区委会上,夏明芳被选为榆林区委第一书记。1959年12月市委决定杨浦、榆林两区合并,撤销榆林区委建制。撤区前,榆林区委所属的党组织共有536个(其中党委22个、总支47个、支部467个),党员12017人。
1959年12月29日市委调整充实中共杨浦区委领导班子,夏明芳为杨浦区委第一书记、刘杰为第二书记。当时区委下属的党组织有党委55个、总支128个、支部1035个,党员共28889人。1960年7月,夏明芳调市委工业部,市委任命刘杰接任杨浦区委第一书记。1964年4月,市委决定调整工业系统党的领导体制。杨浦区有239个工厂的220个党组织(党委59个、总支42个、支部113个,联合支部6个),27214名党员的组织关系分别划归市各工业局党委领导。5月,吴徽区撤销建制并入杨浦区,原吴淤区委下属党组织划归杨浦区委领导。同年7月,刘杰调离杨浦区,8月市委调原虹口区委代理第一书记张敬标来杨浦区主持区委工作。1965年2月,市委正式任命张敬标为中共杨浦区委书记(此后,区委不再设第一书记职称)。到 1965年底,全区共有党组织 600个(党委 23个、总支 26个、支部 551个),党员人数为5857人。
1966年5月下旬开始,区委根据中共中央《通知》和市委部署,从机关到基层发动“文化大革命”。1967年1月,一些区级造反派组织夺权,区委处于瘫痪状态,基层党组织也被迫停止活动。1969年党的“九大”后,8月20日上海市革会批准建立中共杨浦区核心小组,赵宗昌任组长。在此前后,基层党组织生活陆续恢复。1970年6月7一11日召开中共杨浦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区委领导班子,区委书记张敬标。1971年张敬标去市工作后,由副书记赵宗昌主持工作。到1976年,区委所属党组织有党委(党组)对个,总支38个,支部914个,
党员人数为13247人。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文化大革命”时的杨浦区委领导班子延续了~段时间。1977年5月30日,市委派出以杨心培为组长、高华杰为副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杨浦区委。6月10日成立运动办公室,首先在区级机关开展“揭、批、查”。7月6日,市委决定由杨心培主持杨浦区委工作。同年11月25日扬心培调市工作,市委任命高华杰为杨浦区委书记。在清查工作基础上,1978年4月9日市委改组区党政班子,高华杰担任区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范成方和夏良珍也先后重新担任区委领导职务,高华杰1982~1983年病休时由贸晋主持区委工作。1983年12月1日,根据中央关于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市委对杨浦区委领导班子作了较大的调整,顾灯、钱铺、施叔华3人为区委副书记,由顾灯主持区委工作。1984年12月市委任命顾灯为杨浦区委书记。1986年6月16~ZI日,中共杨浦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杨浦区第三届委员会,顾灯被选为区委书记,钱挣、施叔华、吴光裕被选为副书记,同时还选出了区委常委会委员。1990年1月11~17
日,召开中共杨浦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中共杨浦区第四届委员会,顾灯再次当选区委书记,吴光裕、孙登龙被选为副书记,还选出区委常委会。到1990年底,区属党组织有党委(党组)52个,总支部32个、支部1229个,党员28932人。
第二节 区委工作机构
解放前,区委(部委)处于秘密状态,没有设立专门工作机构,由区委成员分管党的组织、宣传、职工、妇女、青年、交通等工作。
解放后,1949年8月新的中共沪东区委建立时,设立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群众工作部、青年工作委员会和妇女工作委员会。1950年建立中共杨树浦、榆林区委后,又设区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后随着形势任务发展变化,工作机构也逐步增加和变化。根据任务和政治运动需要,区委还先后设立过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机构。
第二章 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
民主革命时期,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仅在民国21年(1932年)开过一次中共沪东区代表大会。上海解放后到1990年,杨浦区先后召开过4次党代表大会和2次党代表会议;榆林区开过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各1次。
第一节 党代表大会
一、中共沪东区代表大会
民国21年(1932年)6月12月举行。到会代表11人。中共江苏省委代表参加,并作《目前政治形势与沪东区的任务》报告。区委书记作工作报告。
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沪东区代表大会决议案》、《组织工作决议案》、《工会运动决议案》、《区妇委对大会的提案》以及《代表大会告沪东工友书》、《代表大会致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电》。
大会选举产生区委组成人员: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2入;并从中选出区委常务委员4人。
二、中共上海市杨浦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6年6月2~7日在申新五厂俱乐部召开。大会正式代表313人,列席代表106人。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区委加强对工业生产领导问题;并选举出席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共杨浦区委委员。
区委负责人江征帆向大会作《全党动员起来,紧密地依靠工人阶级,进一步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为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努力》的报告,经过讨论,大会同意这个报告,号召全区广泛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为提前和超额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奋斗。
大会选举产生杨浦区出席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共杨浦区委员会委员。市委常委钟民等46人当选为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另5人为候补代表。江征帆等21人当选为中共杨浦区委委员,另4人为区委候补委员。第一次区委会选举产生区委常务委员9人,其中第一书记1人,书记3人。
三、中共上海市杨浦区代表大会(现称第二次代表大会)
1970年6月6~11日在杨浦区文化馆召开,代表499人。这次代表大会是在许多党员尚未恢复组织生活,特别是大批领导干部处于被打倒、关押、剥夺党员权利,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帮派体系控制领导权的情况下召开的。王洪文代表市革委会讲话。赵宗昌代表区党的核心小组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党的建设,沿着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区委委员20人,其中“造反派”占一半。在区委全体会议上选出区委常委9人,其中区委正副书记4人。
四、中共上海市杨浦区第三次代表大会
1986年6月16~21日在五角场镇文化中心召开。这次大会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第一次召开的区党代表大会。正式代表390人,列席代表22人。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应邀参加开幕式和闭幕式。
市委常委孙贵湾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词。区委书记顾灯代表区委作题为《团结奋斗,振兴杨浦》的报告;徐琴珠代表区纪委作《全区党员团结奋斗,为实现我区党风的根本好转而努力》的报告。大会审议讨论后,通过了《关于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共上海市杨浦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并批准两个报告。大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格的科学态度,勇于改革,坚韧不拔,开拓前进,全面落实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为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尽快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为逐步实现全区的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生活方便、环境优美、风气良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杨浦区委委员23人,候补委员4人,以及区纪委委员19人。在区委三届一次全会上选出区委常务委员7人,其中区委正副书记4人;全会还审议和同意区纪委一次会议提出的徐琴珠为纪委书记的区纪委常委会名单。
五、中共上海市杨浦区第四次代表大会
1990年1月11~17日在沪东工人文化宫召开。大会正式代表385人。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黄菊,市纪委常委、秘书长孙卫国等应邀参加了大会开幕式;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应邀参加开幕式和闭幕式。
黄菊代表市委向大会致祝辞。充分肯定了杨浦区党组织三年来的工作和成绩,强调指出:区委、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战斗力是强的。并对杨浦区工作提出了要求;要聚精会神地抓好党的建设,坚定不移地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并把社会稳定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区委书记顾灯代表区委在大会上作题为《切实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区的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报告;徐琴珠委托施金才向大会作《从严治党,端正党风,为促进我区的两个文明建设而努力奋斗》的区纪委工作报告。经过审议,大会批准了两个报告,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的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坚定信心,振奋精神,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带头过几年紧日子,与群众同甘共苦,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保持社会稳定,为促进区的各项事业顺利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杨浦区委委员25人,候补委员4人和区纪委委员19人。区委四届一次全会选出区委常务委员6人,其中区委正副书记3人;全会还审议和批准区纪委一次会议选出的洪林珍为纪委书记的区纪委常委会名单。
六、中共上海市榆林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6年5月31日~6月4日在沪东工人俱乐部召开。大会正式代表273人,列席代表132人。
区委书记夏明芳向大会作了题为《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竞赛的领导,广泛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为提前和超额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报告,代表们经过讨论,通过大会决议,表示有信心、有决心将这次党代表大会的精神深入地进行贯彻,动员全党,依靠工人阶级和各阶层人民,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
大会选举产生榆林区出席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共榆林区委员会委员。市委书记陈丕显等36人当选为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另4人为候补代表。夏明芳等23人当选为中共榆林区委委员,另3人为区委候补委员。第一次区委会选举产生区委常务委员7人,其中第一书记1人,书记3人。
第二节 党代表会议
一、中共上海市杨浦区第一次代表会议
1954年9月7~10日召开。会议正式代表164人,列席代表34人。会议主要议题是贯彻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党的团结。萧明代表区委作《关于团结问题的检查报告》。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对增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认识。 
二、中共杨浦区党员代表会议
1984年6月16~18日召开。会议代表323人。会议主要任务是选举出席中共上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会议经过差额预选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后,于6月18日正式选举产生了杨浦区出席中共上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11人、候补代表1人。
三、中共上海市榆林区第一次代表会议
1954年9月4~16日召开。会议正式代表127人,列席代表51人。会议坚决拥护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区委书记夏明芳代表区委作《榆林区委关于团结问题及骄傲自满的检查》的报告,区长曹明梁个人补充检查,经过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最后通过会议的决议。
第三章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活动
19世纪末,外国资本家和清朝官僚在杨树浦地区创办近代工业。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区境沿黄浦江的狭长地带已形成上海最早的工业区。近代工业兴起的同时,产生了最早一代的产业工人。
民国8年(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开展“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大批逮捕学生,6月5日,日商上海纱厂工人罢工;8日起,瑞琅船厂、公兴铁厂等2000多工人也先后罢工,并波及其他行业。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举行的政治大罢工。解放前。人居住的茅屋民国1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常派干部来杨树浦活动。区境内的中共地方组织建立后,立即带领群众投身革命运动,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领导和开展各项斗争活动。
第一节 领导工人运动
区境党组织建立后,进一步加强对沪东地区工人运动的领导,团结人民群众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斗争;在大革命洪流中发展和壮大党的力员。
一、筹建工会 创办平民学校 建党
民国9年(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在陈独秀指导下,中共第一个工人党员李中与杨树浦电厂工人陈文焕共同发起组织上海机器工会,11月21日正式成立。在杨树浦设立事务所,到民国12年会员已有四五百人。民国11年5月22民日商上海纱厂、英商恰和纱厂和恒丰纱厂等”家纱厂代表78人开会,筹建上海纺织工会杨树浦分部。民国13年下半年,中共上海地委派蔡之华在眉州路603号建立沪东工人进德会,到年底已发展会员1100余人。民国14年上海总工会成立后,6月在区境内设立高郎桥(杨树浦)和引翔港两个办事处;民国15年合建为沪东区工会联合会。
民国13年党派上海大学学生张琴秋等在稍朋路(今谢加引惟兴军创力损树浦乎民学校,边教文化知识,边讲革命道理议后相继开办的有:近胜路(今景星路)听彝里的男工夜校,周家牌路普庆善堂的民智工人夜校,榆林路杨家宅(严家门)工人夜校等。
民国12年7月,杨树浦和虹口地区的党员编成一个一小组后,中共上海区委委员王振一、甄南山等都是这个组的成员,直接指导工作,研究建党问题。民国13年7月,中共杨树浦小组成立。党通过沪东工人进德会在半年时间内,发展8名工人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党小组。通过区内各平民学校,在英商新老怡和纱厂、华商恒丰纱厂、日商大康纱厂和上海纱厂发展一批党员。民国14年初,党员发展到46人,建立中共杨树浦支部,党员人数为上海党员总数的20.9%。
二、支援沪西日商纱厂的“二月罢工”
平民学校的报道民国 14年(1925年)2月上旬,沪西日商纱厂反动了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同盟罢工。2月14日,在中共杨树浦支部共产党员张佐臣、高雷、王瑾亭的带动下,大康纱厂4000多人首先在沪东发起“支援沪西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18日,裕丰纱厂4000多工人在共产党员万金福等带领下也参加罢工,并发表了“为着抱同胞的义气,为着谋自家的利益”的《花丰纱厂罢工宣言》。公大一厂、同兴二厂、上海纱厂三厂的工人也纷起响应,“反抗东洋人的虐待”。到18日,全市参加罢工的有日商纱厂22家3.5万多人,形成上海口商纱厂工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反帝大罢工。
2月19日,裕丰和大康两厂罢工工人分别集中在沈家桥(今军工路西、周家嘴路南)和周家湾(今隆昌路东、周家嘴路南)开会,华界引翔港警察署派20余名警察到场抓人,沪东工人进德会会长蔡之华和2名工人代表被捕。罢工工人拥至警署要求放人,高呼“中国人不要做东洋人走狗!”等口号,警察署长竟下令警察开枪。租界内的杨树浦巡捕房也派巡捕参加镇压,由印籍骑巡将工人驱散,又拘捕了15名工人。20日,巡捕房查封沪东工人进德会会所,工作人员吴先清被捕。
面对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反扑,沪东和沪西罢工工人坚持斗争,迫使日本资本家同意接受“不许打入,不许无故开除工人”等条件,并于2月26日签订了“四项协议”。被捕的工会干部和工人陆续释放,打人的日本领班调离工厂。3月1日,沪东、沪西工人分两处开会,张佐臣和万金福在沪东会场报告谈判经过,宣告第二天开始复工。
三、参加“五卅”反帝爱国斗争
继民国14年(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事件后,5月30日,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口英帝国主义者又制造开枪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的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领导上海人民实行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中共杨树浦支部召开会议,动员各单位响应全市实行“三罢”的号召,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上海总工会发布的《全市总同盟罢工令》下达后,沪东各厂纷起响应。6月1日,恒丰纱厂和老公茂纱厂率先罢工;2日,上海纱厂、同兴二厂、东华纱厂和公兴铁厂、工部局电气新厂(今杨树浦发电厂)等1.3万多人相继罢工;3日,上纱二、三厂、大康、裕丰、水安、新老恰和等纱厂和瑞熔船厂等3万多工人罢工;4日、5日,纬通、厚生、申新五厂和自来水厂、英美烟三厂等投入罢工行列。不到半月,全区罢工人数达 10万人。境内的南方大学首先罢课。6月3日,外国教会主办的沪江大学也宣告罢课。工部局主办的聂中丞华童公学(今市东中学)在费达夫等率领下,全校90%的学生罢课,并上街宣传和参加义演活动。区内繁华地段八债头等的商人实行罢市,形成“三罢”局面。
为有利于同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6月中下旬,永安、三新、振华等华商纱厂先后复工,恒丰纱厂工人在6月24日发出《复工宣言》申明:“我们上工后,仍然要与帝国主义者继续奋斗,并竭力予外国厂工友以经济上实力之援助”;复工后工人将加班所得的收入捐助罢工工人。
8月中旬,在日本资本家被迫接受“各厂酌加工资,今后不得开除工人;厂内日本人不得携带武器;抚恤顾正红家属1万元;赔偿工人罢工期损失 10万元;处分枪杀中国工人的元杰、)11村”等条件后,达成口商纱厂复工协议。21日,区境内日商纱厂复工。
9月8日,工部局电气新厂2000多工人在引翔港开大会宣告胜利复工后整队回厂,外用十协志品价十人本厂门口迎接工人进厂。
9月底,英国资本家不得不榕等工人提出的条件而达成复工协议,新怡和纱厂、瑞溶船厂和英美烟三厂先后复工;老怡和纱厂的罢工时间最长,10月份英国资本家全部接受工人提出的“每月工资不得低于15元;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不得无故打骂工人、乱罚工人和任意开除上人”等11项条件,并承诺每人发2元
“复工生活费”。工人排着长队,高举标语,呼口号绕厂游行一周后胜利复工。
在斗争中,党的队伍迅速壮大,从“五卅”前的几十人发展到300人,恒丰、新老恰和、上海、同兴、大康、裕丰、厚生、申五等厂建立了21个党支部。
四、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民国15年(1926年)10月,为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中共杨树浦部委按中共上海区委的“暴动非有组织不可”指示,部署组织几个厂的工人纠察队战斗小组。10月23日,上海总工会下令于时日凌晨起义。杨树浦的新老恰和、恒丰纱厂、瑞排外、电车公司机务部的60多名名战斗人员,在半夜前即按指令到虹镇香烟桥警察分署周围隐蔽待命,准备联合攻打警署、夺取枪枝。暴动开始时,新信和纱厂的单克林假装到警署问路,凑近持枪站岗的警察,乘其不备将他砸倒,夺了步枪往里冲。这时,警笛四起,大批警察包围上来,逮捕单克林和总工会的1名干部。其他战斗人员见警署已有戒备即就地四处疏散。拂晓时,中共上海区委下令焊止暴切。单克林被监禁近半年才释放。
民国16年2月18日晚,上海总工会召开全市工会代表会议,听到北伐军到达嘉兴的消息后,号召举行“总同盟罢工”。19日晨6时开始,大康、裕丰、公大、东方、新老怡和、申五、纬通、厚生、恒丰、振华、永安等纱厂以及瑞溶船厂、电车公司机务部、电气新厂、兰格木厂、黄浦码头等先后罢工。区境第一天罢工人数超过5万,后两天又有增加。2月22日,总同盟罢工转为准备暴动。下午杨树浦近万工人在韬朋路(今通北路)底空旷地集会,准备整队向闸北进发。老怡和纱厂纠察队发现密探“小滑头”王荣琪混入会场,立即将他拘捕枪决。镇压“小滑头”后,行动队员冲向胡家木桥警察署,警察已跑光。行动队员烧掉公文档案,捣毁办公场所,却没有取走挂在墙上的步枪。当行动队准备再去进攻其他警署时,路遇军阀的大刀队,工人们缺少武器,被迫撤退,队伍被冲散。23日,上级党组织发出“为准备进攻而停止暴动”命令。24日,上海总工会发布“为准备更大的斗争而复工!”的《复工宣言》。
民国16年(1927年)3月初,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到杨树浦部委机关(今长阳路斯文里13号),召开新老伯和、恒丰等5厂党支部书记会议,了解起义的准备工作,特别指出“要让懂军事的人训练武装纠察队的骨干”,部委委员张维桢在老怡和纱厂找到当过兵的孙长胜,请他当军事教官,在倍开尔路(今惠民路)人寿里西弄过街楼传授射击技术。办了10多期短期军事训练班,有百余人参加。引翔港部委也在眉州路40号共产党员陆小妹家等处训练武装纠察队员。周恩来还派从苏联学习军事回国的徐航安担任沪东纠察队总指挥,统一领导。杨树浦和引翔港工人纠察队。3月21日,北伐军抵达上海市郊龙华。中共上海区委作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决定。上午 10时,两个部委合并的沪东部委下达罢工令,有32家工厂、8.53万工人立脚@应,到下午全区罢工人数达10万下午1时,韬朋路(今通北路)底和马玉山路(今营口路)旷地两处各集合群众2万人,分头开市民大会。在韬朋路大会上,沪东部委书记张永和作了迎接北伐军,举行游行示威中共杨树浦部委机关和武装暴动的动员。杨树浦武装纠察队在韬所在地(今长阳路斯文里13号)朋路底党员王根英家集中,总指挥徐航安作了“勇敢、决心,不怕牺牲精神,确守时刻,服从指挥”的动员;王根英拿出藏在她家的12支盒子枪分发给武装纠察队的骨干。纠察队在徐航安、孙长胜的带领下向闸北方向出发,王根英带领担架队,宣传队紧紧跟上,群情激昂,不少尾随群众也跟着参加。沪东工人纠察队攻打虹镇、胡家木桥、香烟桥等警署,共击毙巡官1人、警察3人,缴获长枪40多支和短枪10多支。参加马玉山路大会的沪东工人纠察队另一支队伍攻打引翔港警署,击毙巡官和警察各1人。预定进攻目标解决后,沪东起义队伍继续向闸北挺进。队伍经过天通庵车站,碰上由吴撇开回市区的军车,车上的军阀部队开机枪扫射,群众队伍后辙,纠察队撬掉一段铁轨,军车驶来即翻倒路旁,沪东工人纠察队配合闸北等区纠察队一起夹击翻车的溃兵,经过激烈战斗,大部分敌兵缴枪投降,俘虏300多人。在战斗中,沪东纠察队和工人牺牲5人,负伤6人。最后,集中向北火车站发起总攻,到22日下午6时许战斗全部结束,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对上海工人进行血腥屠杀。
当天中午,沪东各团体和各厂工会都派代表参加闸北青云路广场的市民大会进行抗议。会后,新恰和纱厂等工人手持棍棒参加示威游行。13日,全区各纱厂、机器厂、烟厂工人迅即参加上海工人的总同盟罢工。罢工工人又赴青云路参加全市工人大会。下午1时,工人集队冒雨游行去宝山路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遭军队开枪伏击,被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治和纱厂工人李海林、公大纱厂工人邓得保等被当场打死,新信和纱厂纠察队员单克林手背中弹、左腿被打穿倒在路旁。14日,沪东各厂仍有5 7万多人参加罢工。15日起,各厂开了死难工友追悼会后忍痛复工。继续罢工的,都遭军警镇压。4月27日祥泰水行工人700多人在萧王庙开会,3人被当场打死,150人被逮捕。四一二后,许多党员被捕、被杀或失散。沪东的党员数从1500多人骤减到200多人。
第二节 坚持地下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中共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状态。7月,沪东部委改建为进行秘密工作的中共沪东区委,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继续组织沪东地区人民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一、沪东纱厂工人同盟罢工
民国16年(1927年)下半年,中外厂主勾结巡捕房和流氓势力对工人进行反攻倒算。9月初,厚生纱厂无故开除女工10人。党支部在9月10日起发动全厂4100多工人罢工4天,迫使资本家收回成命。9月底,英商恰和纱厂外国工头将1名“不服指挥”的工人推出厂外,引起了全厂工人罢工斗争。第4天英国资本家将这一工头开除才告平息。
民国16年10月6日,恒丰纱厂工人为抗议资本家推翻上年罢工所承认的条件延付工人工资和开除工人而举行罢工,并提出“加工资十分之一,恢复被开除者的工作,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7项条件。经过罢工斗争资本家表示愿意承认工人提出的条件。联系该厂的沪东区委委员、上海总工会特派员张维校等主张达成复工协议;而江苏省委指示沪东区委和上海总工会“变小的经济斗争为大规模的斗争”,“以声援恒丰罢工的名义,发动沪东纱厂举行同盟罢工,并引导工人举行第四次武装暴动”,使之成为导火线。恒丰罢工继续进行。
经过发动,永安一厂3100多工人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于11月1日开始同盟罢工。厂主立即勾结捕房将12名罢工骨干以“共党嫌疑’咱捕。上海总工会提出立即释放被捕工人的要求,以扩大罢工来反击。7日,厚生纱厂1800名工人加入罢工行列,10日,纬通纱厂1600名工人也响应罢工。申新五厂、日商东华一、二厂也在11月14日前罢工,沪东纱厂罢工总人数达1.3万多人。
沪东中外纱厂厂主也联合起来对付工人罢工,英商纱厂巡捕加岗实行戒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日本纱厂守护。资本家一致拒绝工人所提要求,更勾结巡捕房和“工统会”四处捕人,指名缉拿罢工领导人;还雇了数百名流氓到工人家中强拉工人上班。各厂工人迫于生计和暴力,11月24日起陆续复工,沪东纱厂同盟罢工完全失败,事后,各厂有20多名工人积极分子被开除。永安一厂的共产党员除1人回乡外,其余7人均被捕,后以“工潮罪”入狱。
二、屡遭挫折坚持斗争
在沪东纱厂工人同盟罢工的同时,发生电车司机被巡捕流弹击中死伤的事件。电车工人向英商电车公司提出发抚恤费和医药费的要求。英国资本家不但不予答复,反通过巡捕房查封电车工会。11月28日,某电机务部(今上海电车厂)600多名工人在党支部发动下带头罢工。以后,发展到全市英商电车工人的26天总罢工。罢工中工人与巡捕发生冲突,40多名罢工骨干大部分被捕。罢工被迫中止。榆林路电车工人俱乐部遭封闭。两场较大规模的罢工失败后,沪东地区党的力量大为削弱,工运又走向低潮。
党的“六大”后,民国17年(1928年)下半年至民国18年上半年,党先后派毛春芳、刘少奇担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他们深入老伯和、恒丰等厂,团结工人,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恢复和发展基层党组织。民国18年下半年至民国20年间,沪东区委又在“左”的路线指导下多次组织工人进行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由于脱离群众,行动大部分失败。区委书记谭代英等多人先后被捕。民国20年4月,挥代英在南京中央监狱英勇就义。
王、九一八和一二八时的斗争
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沪东区委发动各支部开展抗日救国的各项活动。永安一厂职工捐银 1900元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日商同兴二厂 2000多工人于11月1日开会,全部辞职转入申新六厂做工。三友实件补丁人组织抵制日发宣传队和又蒙军、民国21年(1932年)1月18日,日本特务5人到三友实业社毛巾总厂门口挑衅,制造“日僧事件”。与三友实业社工人发生冲突。20日凌晨,日本暴徒袭击三友实业社,放火焚烧工场,被工人扑灭。日本暴徒还捣毁三友实业社附近引翔港的警亭,杀害了准备报告巡捕房的华捕田润
生和伤害了另2名华捕。25日下午,引翔港惨案后接会为田润生举行葬礼。有2000多工人、学生、华捕等组成出丧队。沿途同群众一起振臂高呼抗日爱国口号。一二八瓣沪抗战发生后,日商公大、大康纱厂工人又忍饥退厂。修车厂拒修日本卡车,瑞港船厂拒绝修理已进船坞的日登陆舰。工人踊跃捐款和送慰问品,组织义勇军、担架队、救护队与抗日的十九路军并肩战斗。
四、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
民国25年(1936年),全市抗日救亡运动高涨,日商纱厂的中国工人反肾情绪更高。2月3日,大康纱厂工人梅世钧因随身携带抗日传单,被日本人搜身发现,遭毒打重伤致死。为此,在中共地下“纱委”领导下,大康纱厂4000名工人自2月6日起罢工。上海纱厂一、二、三、四厂和其他日商纱厂工人也纷纷罢工或怠工。前后持续一个星期,后被镇压下去,罢工工人被开除300多人。引翔港施家宅平民学校被查封,党员韩念龙被通缉。3月,“纱委”主任陈之一组织裕丰等5厂坐厂罢工。日本资本家即叫巡捕房派来大批巡捕进厂,见人就乱打,打伤一批人,罢工工人又被开除100多人。
6月初,“纱委”周林从同乡雍文涛(职业界救国会党的核心成员)处借得一份北方辗转传来的党内文件——刘少奇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简称《提纲》),交“纱委”全体成员学习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并按照《提纲》精神深入口商纱厂工作。11月初,日商上海纱厂四、五两厂,反复发生交替罢工情况,引起“纱委”领导注意。“纱委”减员研究后决定,扩大罢工范围,并起草一份《罢工宣言),内容有增加工资、不准开除和拷打工人等5项要求。“纱委”成员深入各厂发动工人。 11月 8日晨 7时起日商上纱四厂工人宣告罢工。当天就得到同兴二厂、东华等厂的支持,参加罢工的有7个厂、1.5万人。到10日,上纱六厂和大康纱厂也参加罢工。
沪东口商纱厂工人罢工后,日本资本家一面以“工人提出的要求为传单形式”为由加以拒绝,一面使出武装镇压与阴谋分裂的惯伎破坏罢工,派军警分驻各厂,雇流氓、包工头到厂门口、工人家中拉工人进厂。11月12日,日本资本家在上纱一至六厂、同兴二厂等门口和工房前张贴布告称“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已与各部各班工头商定,论日者加百分之五,论货者加百分之三十,兹定于今日下午六时开工,务望各工友进厂,毋再延误,至其他条件,待复工后,再行推派代表,继续协商”。当晚和次日,各厂有一部分工人进厂复工,15日发薪,多数工人进厂领工资,工人工资丝毫没有增加,大家认清《布告》是骗人的,于是准备再次罢工。
“纱委”张维帧到沪西发动后,11月17日起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先后宣告罢工,全市范围有几万人参加,是五卅运动以来日商纱厂工人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这次大罢工迅速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等组织日商纱厂罢工后援会,在全市开展募捐活动,用捐款购买米票支援罢工,华商申新、永安等各纱厂招工吸收反日罢工工人进厂。
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使日商在华纱业损失惨重,被迫求助国民党的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朱学范和上海地方协会会长杜月签出面调解,要求尽快结束罢工。在调停过程中,沪东、沪西等口商纱厂40多名工人代表提出以“工资增加百分之十”等5项条件为谈判基础。11月25日,经磋商决定条件是:(1)工资增加百分之五;(2)每月赏工制改为奖励制,成绩优良者酌情升级加工,以资鼓励;(3)不准无故开除工人;(4)不得打骂工人;(5)每日工作12小时,礼拜日工作14小时,增加2小时工作另给工资。“纱委”认为虽然第一条只增加工资百分之五,但其他条件基本达到,本着“适可而止”的精神,决定结束罢工,发出复工宣言。11月26日起,各厂罢工工人在“适可而止,下次再来”的口号下进厂复工,罢工于28日胜利结束。
第三节 积极抗日救国
抗日战争时期,区境党组织按系统恢复重建后,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领导开展各种斗争和活动,维护群众利益,支援抗日战争。
一、重建组织,团结群众
民国26年(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按产业系统重建沪东的党组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先后建立新恰和纱厂的麻厂、布厂、老伯和纱厂、大康纱厂、同兴纱厂二厂、颐中烟三厂、杨树浦水厂、杨树浦发电厂等8个党支部。在此基础上,民国27~28年区境内建立中共沪东外商(英美)纱厂委员会和沪东敌厂(敌纱)委员会;民国30年又成立重心放在沪东水电煤气厂的中共市政工作支部。民国30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根据战争形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到机器业。民国对年,从纺织等系统抽调徐周良、彭武政等许多干部进入上海工业株式会社(即中华五金厂)和日本一、三、五机械制作胞回机一、三、五厂)等日商重工业厂开辟工作,发展党组织。民国32年5月,建立中共沪东重工业委员会。
这一时期党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关心、团结、教育群众,发展党员,扩大影响。新伯和、颐中烟厂支部组织读书会,通过阅读进步的抗日书刊,团结一批有爱国思想的工人。大康纱厂、颐中烟厂、杨树浦发电厂的支部采取生活互助、建储蓄会、办合作社等方式关心团结工人。颐中储蓄会参加人数从10多人发展到几百人。发电厂消费合作社参加者近千人。新恰和纱厂和大康纱厂通过举办工人夜校,在学习文化中宣传抗日。新伯和工人夜校从1个班级发展到6个班级;大康厂有150人参加夜校。为维护和关心工人生活,民国28年底,新老伯和纱厂党支部发动工人进行年关斗争,提出要像职员一样分红,争取到每人红利3元。马勒船厂工人在党员毛良的发动下,经过斗争,争取到每人发一个半月工资年奖的胜利。民国29年1月,颐中烟厂由党员陈炳南带领工人代表,与美国大班谈判,取得了每月发米贴5斗,病假工资发一半,婚丧给假1天等协议。开展斗争的还有民国29年6月杨树浦水厂工人反对停发米贴和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大康纱厂男工反对日本人打人的罢工;民国30年(1941年)7~8月英联船厂工人要求普加工资二成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二、声援新抬和社棒工人罢工
民国 30年(1941年)4月,新伯和杠棒工人因新老伯和运价不一,要求统一按件增加2分工资,要求被拒,工人代表被厂方开除。14日,新恰和杜棒工人罢工;洋大班下令解雇所有杜棒工人;汪伪“福益会”控制的码头工会也撒手不管。卫6日,杠棒工人进厂聚在铜匠间门口,英国资本家通过巡捕房调来100多名中西探警包围杠律工人。用警棍殴打,并开枪射击,造成死2人、伤30人的血案。在场的杠律工人全部被捕。
新恰和纱厂地下党负责人高骏即向中共工委委员张棋汇报。工委研究后指示:工人兄弟是一家,要声援罢工,争取罢工的领导权,在斗争中提高工人觉悟,要求厂方对死难工人家属进行抚恤。在支部的发动下,17日全厂停机罢工,并选出葛子清等工人代表,提出“抚恤死亡 人、增加工资和每月发三斗米”的谈判条件。在《申报时B道了“恰和惨案,工人伤毙”的消息,并呼吁各界“主持正义,加以援助”。支部又通过关系,对中国经理王子宿晓以利害:要防止日本军方和汪伪的插手。
日伪也勾结起来,23日,汪伪“社运分会”借口商量工作,把工人代表集中到市伪工会,拘押了吴济平、吴福苏、陈景美等,还扬言要抓葛子清。新信和党组织分析研究后,决定葛子清离厂暂避;罢工斗争由夏明若负责,以第二套谈判班子继续同资方谈判;设法营救在押的工人代表;并正告厂方不能因部分代表缺席而中断谈判。24日,签订了“增加工资40%,每人每月发米三斗和对死亡者发抚恤金”等的协议。
4月25日清晨,工人来厂复工。“福益会”竟以武力干涉,带引日本海军陆战队包围新情和纱厂,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守住大门。第一次复工在日军武力威慑下未取得成功。新恰和党组织研究制订了第二次复工的行动方案:打开缺口,趁虚而入,揭露“福益会”丑恶面目,为确保26日早班顺利复工,部分党员和工人骨干连夜进厂领伏。26日清晨,天还未亮工人已全部到齐,很快冲破日军荷枪实弹把守的大门和汪伪特务的阻挠,顺利地开车复工。被汪伪政府拘押的吴济平等代表回厂时,全厂工人在大门口迎接,向他们致敬。
三、支援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
沪东区党组织恢复重建后就重视从各方面支援抗日军队。民国27年(1938年)冬,新伯和党支部动员党员和积极分子组织“节约救难”劝募队深入车间开展宣传,党员何林等演唱自编的《劝募歌》:“雁南归,树叶黄,想起战士在前方,浴雨奋战西风里,还是穿件单衣裳”、“募寒衣,请捐助,要幕寒衣千万数”。一次捐得400余元,顾励把捐款交到“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宋庆龄亲笔写了收条。劝幕队把收条在饭间门口公布后,工人心情格外激动。老伯和全厂90%以上职工捐款。沪东口商纱厂也开展募捐。一次送捐款给《每日译报阶时附一信说明“我们的捐募是在敌人的刺刀下进行的”。报上登载后并答复说:“祖国有了你们是不会亡的。”日伪仇视募捐,民国28年4月15日,由于混入新伯和纱厂的暗探告密,几次组织麻厂车间募捐的党员吴国臣在盐山路住所被日本宪兵队抓去,英勇就义。
在抗日战争开始后,新老怡和纱厂以党员为骨干,带领有志青壮年200人,分几批参加新四军。同兴二厂、中央玻璃厂等也先后动员几十人去苏北抗日根据地。抗战后期,又根据抗日根据地的需要,物色和动员技术工人去新四军参加军工生产。民国32年新四军科长张清清来沪为军部物色技术工人。曾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的马勒船厂老工人朱荣生动员独子朱金山和技术工人70多人去根据地参加军工生产;后军工部又派原马勒厂技工韩森林回沪动员护送40多人去华中军工厂。公兴铁厂党员蒋志伟,在新四军一师军械所任组长后,又写信动员仍在公兴厂的父亲蒋克郎和弟弟蒋福根也去军械所工作。第二年,蒋克郎父子全家都前往抗日根据地参加军工生产。
四、破坏日军军工生产
民国32年(1943年几月,中共沪东重工业委员会建立后,领导和发动群众破坏日军工生产。日本机械制作所机五所工人故意提高零部件废品率,在浇注炮弹壳时,有意造成砂服或气孔;搬运手榴弹时,拔掉帽盖或剪短弓卜线;制造步枪时,把撞针割短,将弹簧淬得发硬发脆,计划生产8000支步枪,只生产了3000支,合格品仅100支。日机一厂的车床是用一台电动机通过天轴转动的。工人们在发出讯号后所有车床同时进刀,使电动机因超负荷运转而烧坏。日本监工只好将电动机拆下修理,延缓炮弹交货日期。工人在炮弹触发器上做手脚,使发射时成为“哑炮”。江南造船厂杨树浦工场卿英联船厂提日军修造军舰设备的基地,党派技术高超的党员打进去破坏。修好的“白妙丸”船的一只海底阀门芯被拆,试航后当晚沉没。杨树浦发电厂机器损坏,工人故意不及时报修,造成发电量大幅度下降。民国33年下半年,美空军经常来沪轰炸。11月中,杨树浦发电厂润滑油间被炸。工人被禁钢在厂房里,致两人被当场炸死。党支部研究对策,空袭警报拉响,即组织工人离厂躲避;并向厂方提出:警报一响让工人出厂,发空袭危险费补贴,对被炸死工人的家属发抚恤金等3个条件。大班拒不答复,工人在警报解除后也不回厂。日军部催促发电,大班只好答应工人的要求,对遇难者发了相当于20年工资的抚恤金;警报解除后回厂上班者加发3天工资。
五、组织沪东工人地下军,迎接抗战胜利
氏国 33年(1944年)冬,上海党的斗争转变到搞“天亮运动”,准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10月,工委委员陈公演和沪东重工业委员会书记夏明芳等研究决定,在裕丰、大康、同兴等纱厂和东华、丰田、亚细亚等重工业厂的工人中,开展组织沪东工人地下军的工作,由毛良负责纺织业分队,张志洪(史非)负责机器业分队。年底时,以“新四军驻沪办事处”的名义,向各界人士寄初年片,背面印厂“德意降、日将亡、胜利近、团结紧”等内容,宣传抗日形势。
同兴纱厂支部书记徐国仁听说日本人在清花间地弄里有枪支,乘黑夜模进地弄调查确实后,通过中共敌纱委领导向上报告。4月,沪东工人地下军派王宝根、唐荣、王根林等前去,取得机枪1挺、步枪7支,还有刺刀、子弹等,后秘密送给新四军。张志洪从武田药厂党员徐忆君、杨焊步探性的情况中得悉该厂生产军用燃烧弹,该厂陈卜口有两个印庶人着门。3月的一个夜间,张志洪带领蒋锦文等4人到该厂仓库用手枪夺得4箱燃烧弹,绑在自行车上踏了就走,很快地运到浦东新四军淤沪支队。
8月14日晚,工委委员陈公演在华忻坊培正小学(今杨树浦路1991弄193号)党的秘密联络点向中共杨树浦和榆林两地区工作委员会委员夏明芳、马小弟、许炳庚、余敬成、丁月玲等传达工委提出的迎接抗日胜利的要求,分头传达后,各单位都积极准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各口占厂组织了数以千百计的工人纠察队,开展一场保护工厂、迎接新四军的斗争,在主要马路和工厂内张贴了“欢迎新四军”等标语,后中共中央下达上海停止起义的电令,9月结束地下军活动,已暴露的人员分批撤往青浦,编入新四军掀沪支队工人连。
第四节 夺取革命胜利
抗战胜利后,为保卫胜利果实和维护群众利益,境内中共组织团结人民开展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人民革命运动。在上海解放前夕,领导开展反搬迁反破坏的护厂护校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沪东地区。
一、争取生活维持费和复工的斗争
民国34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商工厂的业主都准备关厂,有的起机转移资财,工人生计无着。大康纱厂党支部根据工委指示,迅速建立自己的工会,领导工人向厂方要求发生活维持费。邻近的裕丰纱厂、公大纱厂、密丰绒线厂等也相继建立工会,一起开展斗争。日本厂方以日本已投降,无权答应为由而拖延谈判,仅发了一部分大米和布匹等实物。后国民党工特范才接插手,多次以国民党控制的总工会的名义召开沪东各纺织厂代表会议,先后提出每人发伪中储券50万元、100万元、116万元的3个方案。116万元只相当工人1个半月的工资额,远比原提的要求低得多,但工人已停工半月,大部分生活无着,为使工人生活得到初步安排后再作进一步斗争,8月30日大多数厂表示接受。
9月,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派员接管工厂后,不理工人生活维持费的要求。党组织研究决定:以日本大班作人质,逼政府当局找工人谈判。10月1日,大康纱厂工人将日本大班黑田扣押,通过工会向沪东各纺织厂求援,联合行动。2日,各厂共押解6个日本大班至大康工房;有13家纺织厂的3000多工人集中大康工房。3日,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派人调解。4日,各厂推派7位代表去谈判。最后裁定发3个月工资的生活维持费,已发的伪中储券不足之数由日方补足,斗争初胜,鼓舞了斗志。
重工业工厂争取生活维持费的斗争,在中共地区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8月下旬由英联船厂先发动,并通过沪东轻重纺四十九厂联合工会发动各厂工人开展斗争,各厂先后争取到数额不等的维持费。10月间,许多日本大班为了拒发工人生活维持费,纷纷跑进国民政府的涉外委员会。为此。中共沪东重工业委员会及时决定组织群众到涉外委员会去请愿。10月23日,东华、丰田、亚细亚、爱工、公兴、日亚等厂2000多工人手持标语、旗帜,向涉外委员会进发。其余工厂闻风也尾随而来,10时左右,各厂汇集而来的4500多人,包围了涉外委员会。国民党警察局派出大批武装警察,在门口架起机枪威胁示威群众。请愿队伍中喊出“不许用机枪吓唬我们!”的口号。在工人代表的强烈抗议下,警察局被迫撤去武装,日方同意谈判,最后答应3天内发3个月生活维持费。斗争取得胜利。烟厂、电厂等工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也争取到大体相当的生活维持费或米贴、配给品、储蓄金等。
国民政府经济部接管日伪企业后“接而不办”,广大工人失业,生计无着,几经斗争,当局被迫同意分批复工。到民国34年冬,纺织厂相继开工,但宣布老工人进厂要重新登记甄别,企图把工人中的进步力量排斥厂外。大康纱厂工会根据党的决定,带头提出反对甄别,并以“生活维持费不是解散费’为由,迫使厂方同意全部复工。到11月15日,沪东纺织厂老工人全部无条件复工。
到年底,沪东机器业大部分工厂尚未复工,失业工人达6000多人。民国35年1月,中共沪东重工业委员会通过四区机器业工会筹备会,在1月22日,发动沪东失业工人要求复工的万人请愿大游行,迫使当局同意工人代表讨论复工事宜,建立复工委员会,在未复工前每人每月发救济面粉一袋半。经过长达3个月交涉谈判,才先后分批解决了一部分工人的失业问题。据沪东机器业的统计,有29家厂的2200多工人重新进厂。
二、组织民主工会、掌握工会领导权
党在领导复工、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的同时,为了团结工人,利用合法组织,积极组织民主工会,与国民党争夺工会领导权。民国34年8月下旬,马小弟根据中共杨树浦地区工诈委员会的指示,召开了以机器业为主的50多名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沪东区轻重纺四十九厂联合工会,领导争取生活维持费的斗争。但国民党当局不承认联合工会,声称要勒令解散。11月7日,中共沪东重委决定把联合工会改名为四区机器制造业产业工会,向国民党控制的总工会和社会局提出申请,进行合法斗争。民国35年4月2日,工人代表再次把工会章程、会员名册报送社会局,并指出“如果社会局再不批准,将在4月20日召开成立大会”,社会局被迫批文同意。4月ZI日四区机器业工会正式成立,选举产生理监事17名,中共党员占一半以上;常务理事3人,都是党员。尽管国民党派了吴英充当指导员,四区机器业工会领导权仍掌握在中共地下党员手中。沪东重委决定由在四区机器业工会中担任公开工作的中共党员许炳庚、徐周良、张志洪和岑岗峰组成工会党团,许炳庚为书记;成立沪东机器业联合支部,加强党对工会的领导。在争取生活维持费和复工斗争中,沪东各棉纺厂加强团结联合,为成立行业工会打下了基础。10月成立棉纺、印染联合工会筹备会。民国35年(1946年)1月,沪东十几家棉纺厂经过选举单独成立四区棉纺业工会,9名委员中,中共党员4人。2月,四区毛纺业工会筹备会和四区丝织业工会相继成立。经过斗争,3月对日,颐中烟厂工会成立,民主选举理监事18人,中共党员有9人,党员陈三连当选理事长。
民国35年春节前夕,根据各棉纺厂工人提出与职员一样发放年奖的合理要求,党领导开展一场争取年奖的斗争。中共沪东棉委决定由工会出面。1月25日开始罢工,迫使中纺公司同意发放年奖、特别奖和实物。民营纱厂和其他行业已开工的厂也参照发了年奖。春节后,中共沪东棉委根据市工委的布置,通过四区棉纺业工会筹备会,领导和发动纺织工人以争取依照物价指数追加工资、调整底薪为主的斗争。并联合沪西纺织工人统一行动,向中纺公司和市棉纺业同业公会提出。2月12日下午,沪东、沪西50多家纺织厂的70多名代表一起到市社会局参加劳资谈判。多次谈判未获结果。2月22日全市13万棉纺工人总罢工2小时,迫使中纺公司和棉纺业同业公会同意于28日签订“调整工资底薪、工资按每月生活费指数发放”等 18条协议。同月,上电工人向外国资本家提出按生活费指数计薪的要求,几经谈判也取得胜利;其他行业工人闻讯也援例提出要求,有的还发动罢工斗争,迫使当局同意自3月份起在全市实行按生活费指数计薪的办法,每月由市政府公布当月的指数。
按生活费指数计薪办法实行不到1年,民国36年2月,国民政府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竟把职工生活费指数冻结在1月份的数字上,并强行规定不得增加底薪。2月份上海物价比1月份上涨70%,而工资仍按卫月份生活费指数发放,职工生活陷入困境。工委决定发动职工开展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为中心的斗争。2月25日,四区机器业工会召开50余单位、80多人出席的代表会,表示反对冻结生活费指数。会上推选徐周良、许炳庚等17名代表组成请愿团,准备向市政府、社会局、总工会去请愿,并声明如当局在3月5日不能抑低物价,又不解冻生活费指数,则要联合上海各产业工会组织大请愿。26日,四区机器业工会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发表请愿宣言。随即会同四区橡胶业、四区炼铜业等工会代表去请愿,四区棉纺工会也开了代表会提出同样的要求。4月初,丝织业工人也派代表去社会局,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都未获结果。
五一前夕,党领导的上海工人协会,提出了“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等口号,要各工会发动群众以团结斗争来纪念五一。国民党为操纵活动,通过所控制的上海市总工会抢先成立“上海市五一劳动节纪念筹备会”,决定在跑马厅(今人民广场)召开五一庆祝大会,企图包办。5月1日当天,工委利用合法机会,通过各厂主动组织发动了3万工人去跑马厅参加大会。开会时群众乘机高呼“立即解冻生活费指数”、“压低物价”等口号。当天下了一点小雨,队伍中大喊“下雨了,回家吧!’启动散会退出会场。四区机器业的队伍,高举“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等横幅、标语,游行到社会局门口。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5月10日,被迫宣布5月份起有条件解冻生活费指数,国民政府修正通过《上海市工资调整暂行办法》,底薪在30元以下的按指数十足发给,30元以上的分级打折扣发。这场群众斗争在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后结束。
三、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迫害
民国35年(1946年)3月8日,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决定在中纺十二厂工人夜校召开沪东妇女纪念三八大会。会议通过“妇女应有参政权”、“彻底实行普选制”等决议。民主人士胡子婴作了“姐妹们联合起来,为争取民主政治而斗争!”的演讲。中纺十二厂男工组织纠察队保护会场。国民党特务强冲会场,打伤了十二厂倪家驹等人。何秀民代表沪东妇女联谊会筹备会提出控告,迫使四区棉纺业工会黄悦祥、林春庭出面调解,由中纺十厂国民党特务王平等赔偿医药费,并向受伤者当面道歉。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向受伤者慰问,送来“见义勇为”的横匾。
民国35年6月,国民党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实行独裁统治。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中共沪东棉委、重委、化委组织的工人队伍,一早就分别集合后汇集到北火车站广场参加全市5万人民欢送活动。请愿列车出发后,欢送队伍举行反内战游行。南京下关发生特务暴徒袭击殴伤和平请愿代表的消息传来后,沪东人民愤怒抗议,声讨国民党反动暴行。30日,《文汇报》刊登申六工人献金48万元的消息和慰问信摘要。
国民党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加紧镇压和迫害人民。民国36年4月4日,中纺十二厂中统特务行凶殴打工会干部,工会理事长余敬成为营救被打伤倒地的工会干部鸣枪警告,在混战时打死2名特务打手,因而被捕。国民党中统欲置余于死地,并夺取工会的领导权。党组织请律师辩护,向社会呼吁,并组织2000多工人去上海地方法院声援。工人代表痛斥反动派的残暴,法院内外贴满为余呜冤的标语,挫败了当局的图谋。余被判刑6年。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由市委代表和群众队伍迎接出监狱。
民国36年6月30日,蒋介石提出“勘乱”总动员,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赶到上海拟定计划,要在上海逮捕 3000人。9月19日,富通印刷所遭特务破坏。上海电力公司《电工月报》编辑吴可文等去富通校对小样,先后有6人被捕。22日,工委委员陈公棋同上电党组织领导人沈涵、沈鸿春商讨决定,将事实真相通知上电职工,向社会揭露真相,并辅以适当压力迫使当局放人。23日,上电2000多职工到社会局要求放人,当晚又有7人被捕。24日,市长吴国帧和警备司令宣铁吾以“鼓动非法请愿”通缉上电工会干部14人。25日,社会局下令整肃上电工会,派特务进驻上电。27日美方厂主宣布开除被捕和通缉的29名职工。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刘长胜指示:“敌人镇压上电工会如果得手,必然进而向上海的工人运动开刀。对敌人的猖狂进攻,要开展反迫害斗争”。上电从9月27日起分头举行罢工怠工,要求释放被捕工会干部;同时发出《告上电全体职工书》号召继续开展斗争。罢工怠工后,发电量大幅度下降。上海各进步工会200名理监事又联名抗议非法迫害,迫使当局不得不暂时取消大逮捕的计划,并在民国37年初释放被捕者。上电工会改选后,3名中共党员当选为理事长和常务理事,主
要领导权仍掌握在党的手中。
民国37年1月,在党的领导下,同济大学准备民主改选学生自治会。校长丁文渊不准成立全校性组织,反指定15名工学院的级长筹备各学院的学生自治会。同学们贴出几百张大字报抗议,15名级长也拒绝接受筹备任务。1月11日,各系科代表大会通过学生自订的《学生自治会章程》;13日,新的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选举产生。14~21目的一周内,校方坚不承认民主选出的学生自治会,并开除和处分学生45人。学生罢课抗议,并准备进京请愿。25日,复旦、交大等60所大中学校组成“上海市学生争民主反迫害支援同济联合会”,并决定29日在同济集合,欢送同济学生代表进京请愿。29日清晨,当局出动军警几千人,设三道防线包围同济工学院,骑巡队冲击学生,进行镇压,造成69名同学受伤、上百人被捕事件。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大部分被捕同学获释,11人被诬“殴打市长嫌疑”起诉。党组织学生开展“听审斗争”和示威游行。3月15日开庭,被捕的黄克鲁等驳斥诬告,要吴国帧出庭指认;作证的警察局长证词中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经三次法院斗争和组织营救,6月4日,全体被捕学生宣告无罪释放。
民国37年1月底,沪西申新九厂工人为反对年奖打八折举行罢工。2月2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武力镇压申新九厂工人的罢工,发生了“二二”申九惨案。工委以上海工人协会名义发表《申九惨案宣言》,揭露国民党镇压申九工人的血腥暴行,并决定开展声援申九工人的反迫害斗争。沪东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纷纷起来抗议和声援。2月18日,11个产业工会、65个基层工会以及同济大学和小教联的代表,在四区机器业工会内秘密举行会议。会上悼念申九“二二”死难工友,一致通过了关于成立“上海各业工会申九惨案后援会”的倡议和《申九事件后援会告上海各界宣言书》,动员全市工人在2月22日佩戴2寸2分宽的黑纱,悼念申九“二二”惨案死难工友。经过各方宣传动员,全市约有6万余人佩戴了黑纱,共募集捐款4亿余元(法币)接济死难者家属和申九事件中受伤、被捕以及被开除的工人。
民国37年3月,中共上海工委委员王中一被捕。接着,国民党军警就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100多人。反动当局还借机扩大抓人。在沪东,3月24日深夜,警察在中纺十二厂抓了工会干部张玲珠、何秀民等14人;29日在颐中烟厂抓了王光奎等5人。党组织通过未被捕的工会干部等进行营救。颐中烟厂工会陈三连向总工会周学湘(工特头子)施加压力说:“人抓的抓、散的散,还办什么工会?”故意叫嚷要辞去工会理事长职务。被捕工友家属天天到工会找国民党分子要求放人。因无证据,被捕的人全部释放。4月上中旬,沪东机器业的20名党员和积极分子被捕。经营救,多数人先后获释,被安排隐蔽或撤离上海。
4月21日,由于叛徒出卖,上电工会常务理事王孝和遭逮捕,被押往警备大队。同一天,上电工会干部吴世绅、吴国帧等12人也被捕。在警备大队审讯时,王孝和备受酷刑坚贞不屈。5月1日,特刑庭庭审时,王孝和当众解开衬衣,让胸前血迹斑斑的伤痕公开揭露警备大队酷刑逼供的事实。两个叛徒出庭对质,王孝和—一加以痛斥。6月28日,王被上海高等特别刑事法庭判处死刑。党组织为了营救王孝和,指定专人帮助王孝和妻子向南京中央特种刑事法庭上诉;广泛发动各界人士向上海特刑庭寄送抗议信,谴责反动派阴谋杀害无辜,强烈要求无罪释放王孝和;工委以上海工人协会的名义,通过香港《群众})杂志发表声明,指责国民党躁路人权,紧急呼吁制止暴行。9月24日,中央特刑庭复判王孝和死刑。王孝和移押于特刑庭看守所(杨树浦警察分局隔壁),原工委委员王中一也关押在该看守所内,他秘密设法通知王孝和立即作好对付敌人突然行刑的准备,准备好口号,给家里写信,王孝和同难友商量确定了既揭露敌人,又不暴露身份的口号,并写了三封信,给父母、妻子和难友,经各监房秘密传阅,难友们表示要继承烈士遗志,完成烈士未竟事业。30日上午,王孝和双手被反铐走出牢门,怒吼:“特刑庭不讲理!”“特刑庭乱杀人!”王孝和被押解到特刑庭,痛斥国民党蛮不讲理,乱杀无辜,要求记者主持公道,在报上披露真相。庭长大叫:“立即执行”。要王在判决书上按手印,王孝和明确表示:“我不承认你们的判决,我不签!”又把法警端上的白酒打翻在地。一名外国记者用英语发问,王用英语回答,直到枪声响起,才终止战斗,壮烈牺牲。中共上海工委决定以王孝和为榜样,以“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为口号,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一次革命气节教育。上海解放后,王孝和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1949年11月5日,在逸园(今文化广场)举行公祭和追悼大会。
四、开展护厂斗争,迎接上海解放
民国37年(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开始作逃跑和破坏的准备。为了保护人民财产,迎接上海解放,民国38年1月对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宣布成立中共沪东区委,统一领导沪东地区各条战线党的工作和群众斗争,并发展工人协会组织,建立人民保安队,开展反搬迁、反破坏和护厂等斗争。
根据区委部署,机器业的几个大厂支部接过政府当局的“应变”口号,开展争取“应变费”的斗争。中农公司虬江机器厂发动全厂工人“坐工”,厂方被迫发给职工7石米和1条毛毯。吴淋机器厂等经过斗争,也同样发到米和毛毯或相当几个月工资的应变费。中纺系统各厂每个工人发了应变米4斗,并在厂内“储粮应变”。
为反对国民党的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在基层利用合法组织,借用军警当局的“维持社会治安,防止捣乱破坏”的口号,开展护厂(梭)的斗争。3月1日,上海工协发出《工协纠察队总部通知》,要求各工厂企业建立工人纠察队,保护工厂。沪东中纺系统各厂利用中纺公司曾发过护厂通知,公开护厂,每厂都有数百人参加,中纺十二厂最多时达 1000多人,女工占半数以上,公开的口号是:“工厂是工人的命根子,保护工厂就保住饭碗”。英联船厂的护厂人数从开始时的40人很快发展到400人。中纺十二厂在国民党军驻厂时,在每个岗哨上也派一个护厂队员实行“双岗”,掌握敌情。4月下旬,国民党军联勤总部开来10多辆军用卡车到中纺十厂、十二厂等准备装运布匹出厂。工人拥出车间,堵住大门,围住军车,高喊“工厂是我们的饭碗,棉花是我们的粮食”、“要运纱布,拿棉花来”。军车只得空车回去,后通过中纺公司派人来与工会协商,由中纺公司发美棉1000包补充原料库存,运布风波才告平息。中农公司虬江厂为防止国民党军队运走厂内的设备物资,堆高钢铁料后,把吊车的吊架拆掉,把机器的关键零部件分散隐藏,又把汽车的化油器卸掉保存。国民党军装甲部队准备逃往台湾前,窜到厂里捞油水,汽车开不动,机器搬不走,吊车吊不起,无可奈何。虬江厂护厂队共保全各种工作母机163台,锻、铸、热处理设备102发电机5台,运输车辆113辆,生铁1万多吨。
4月中旬,市委决定建立人民保安队。沪东设区指挥部外,并分设杨树浦、榆林等3个分区指挥所和机器、棉纺、卷烟等行业联络站。临近上海解放时,人民保安队员佩戴统一的臂章,分地区加强巡逻,维护社会秩序,保卫工厂、学校、仓库,防止破坏。
5月25日,苏州河以南地区已经解放,电台正在播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地下党组织配合上海解放,对国民党军展开劝降工作。经过工作,驻在英联船厂的国民党军某机枪连全连放下武器投诚。该连长为了立功,又做好驻在附近的青年军606团的三个营工作。26日,该团通知驻守在恒丰、申七、自来水厂等地部队到指定地点缴枪,还联系正广和汽水厂南木仓库的军需营一起放下武器。27日上午8时许,该团约250o人整队前来英联船厂投降,官兵分别集中到汽车库和翻砂间,由人民保安队看管。中纺十六厂驻有青年军的1个团,党派田居静做工作,一营、三营缴枪投降后,田又去会见准备顽抗的二营营长,田对二营官兵晓以利害指明出路后,二营也缴械投降。27日早晨,中央电工四厂曹宝龙等巡逻到汇山公园门口,发现对面酒精厂有国民党军队,就带枪前往缴械,收降了1个通讯营约200人和100多支枪。申五、申六人民保安队劝降了驻厂的汤恩伯嫡系“坚”字202师的1个团后,协助解放军迅速通过高郎桥向复兴岛挺进。5月27日下午,在杨树浦发电厂等人民保安队内外策应下,解放军攻占了杨树浦最后一个据点——杨树浦发电厂,企图顽抗的国民党军600多人也宣布投降,上海全部解放。
第四章 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区委领导了全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一节 实现社会主义改造
一、配合军事接管筹建群众团体
1949年6月3日,市军管会杨树浦区接管会和榆林区接管会成立后,区委领导所属党组织,发动党员和积极分子,配合区接管会和派驻各单位的军代表开展接管工作,迅速恢复生产,筹建群众团体。
8月1日建立新的中共沪东区委。提出区委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制定的粉碎敌人封锁、建设新上海的6条方针,结合区的情况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精简节约,克服困难,恢复生产,并肃清匪特,巩固革命秩序,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指出:党已从地下党转为执政党,工作方式方法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作相应转变,党组织仍须继续进行整顿和建设。
8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沪东区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市民主妇联筹委会沪东区办事处先后成立。9月,上海总工会沪东办事处成立。接着,基层工会和团支部等组织陆续建立,到年底,大中型工厂已普遍建立工会,全区团员达9318人。当时基层党组织尚未公开,党通过工会、青年团等去组织和发动群众,在实现党的各项任务中,革命的群众团体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反封锁反轰炸克服困难维持生产
上海解放后,国内战争尚在继续进行。6月23日,美蒋公然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企图阻断上海内外交通,断绝粮煤及原材料的供应,窒息上海经济。许多资本家抱观望态度,有的还想关厂。党通过工会教育动员职工,争取团结资方维持生产,在劳资两利的原则下,共商克服困难的办法。许多职工以主人翁态度提出减薪、工资按折扣发放和轮流上班等办法共渡难关,减轻企业负担,感动了私方增加经营信。乙。恒丰纱厂就此把存在香港的棉花运来上海继续生产,良工机器厂在好转后归还了职工的欠薪。
1950年2月6日,美蒋飞机空袭上海,杨树浦电厂被炸,发电设备三分之二毁坏,影响全市用电。上海电力公司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当夜建立抢修突击队,200人通宵抢修。次日,陈毅、潘汉年等市党政领导到电厂视察慰问,组织各方力量开展反轰炸斗争,有60多个单位的2000多人赶到现场参加清理和搬运。经过40多小时的紧急抢修,2月8日恢复部分供电。15日,供电量达到8万千瓦,以后又增加到10多万千瓦。抢修中连续48小时坚持战斗的杨树浦电厂技工张世宝被评为新中国首批全国劳动模范之一,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棉九厂“二六”抢救一等功臣、沪东区模范青年团员龚金妹,也受特邀到北京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并摄影留念。
三、公开党组织开展整党建党
1949年9月,中共沪东区委根据“在同一单位的党员,不论任何职务和来自何方,都必须参加同一支部”的原则,提出《关于支部建设的意见》,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同时,有步骤地在党内进行改善党群关系的教育。1950年3月,沪东区委首批公开了上棉九厂、上海电机厂、颐中烟厂等9个支部;以后又分批公开,7月达75个支部,下半年基本完成。在公开党的过程中,支部注意听取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取得群众支持。
8月,按行政区调整的中共杨树浦区委、榆林区委都开展了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次党内整风。这次整风,先机关后基层,重点是科、处级以上党员干部。两区委分别建立整风学习委员会加强领导,区委书记向党员作整风动员。9月,区委召开整风扩大会,总结检讨工作,开展批评自我批评。10月,基层开始整风,加强群众观念、组织观念和政策观念教育,改进党的工作,改善党群关系。1951年,中央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作出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发展新党员的两个决议后,区委密切结合各项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开展整党建党,在“三反”、“五反”运动基本胜利的基础上,对基层党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并对全体党员进行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教育,提高党员素质。在整党的同时,加紧有计划的建党工作,结合民主改革等运动对广大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考察,从中发展大批新党员,1953年发展新党员1456人,1954年发展3292人,党的队伍迅速壮大,中小企业也有了党的组织。 
四、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区委派出报告员和建立宣传网向全区人民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教育。1951年1月,召开区抗美援朝代表会,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上海分会杨树浦支会和榆林支会(简称区抗美援朝支会)。977名青工、学生被批准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各行各业广泛订立爱国公约,作为抗美援朝的具体行动纲领,并付之实际行动。上棉九厂邱春山小组、上棉十六厂徐凤英小组等积极响应马恒昌小组向全国工人提出的开展爱国主义竞赛的挑战。亚细亚钢厂向全市重工业工厂提出开展爱国生产厂际竞赛。3月,沪东地区两次召开万人大会,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聆听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英勇事迹报告。各界人民踊跃掀起捐献飞机、大炮热潮。8月区第二次抗美援朝代表会后,已捐献325亿元(旧币)。
解放不久,1949年6月区境内就破获国民党特务的“(宁国路)41号魔窟”,捕获一批特务、恶霸、土匪;以后,又不断逮捕处理了各种反革命分子。1951年1月市军管会颁布《对于反对党团、特务人员实施登记办法》,区委即抽调干部开展宣传动员、组织登记工作,对迅速登记、真诚坦白、愿意悔过自新的均给予宽大处理。在春节前后,社会里弄的反动党团骨干在各办事处登记的有1300多人;以后工作重点转向工厂等单位。4月27日凌晨前捕获一大批罪大恶极、抗拒登记的反革命分子。4月30日,在上棉十九厂工房前的广场上,公审沪东大恶霸(密丰绒线厂总工头)、曾强奸过100多名女工的陈小毛,审后立即枪决。随后又有重点地在工厂、地区召开控诉或公审大会,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先后又逮捕一些反革命分子。
1953年5月26日晚,按市的统一部署,区境逮捕一些罪恶严重的一贯道点传师等反动会道门道首。6月,一批反动会道门骨干到登记地点登记自首;对抗拒登记和继续破坏者进行逮捕处理。
1955年下半年开始,区委遵照中央和市委的部署,在机关内部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清查出一些反革命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
五、“三反”“五反”民主改革
1951年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以及不法资本家腐蚀国家工作人员进行非法活动的严重情况。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的决定。1952年1月,杨浦、榆林两区分别成立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的分会;两区委都建立党组干事会,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在区级机关和国营企业开展“三反”,经过学习动员、民主检查、反贪污斗争,3月进入定案处理,干部提高觉悟,增强拒腐蚀能力。
在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区委抽调训练一批干部和职工,组成“五反”检查队,发动群众检举资本家“五毒”行为。2月20日,杨浦区“五反”检查队在区委副书记徐窈的带领下进入包福记建筑钢铁厂进行检查,于29日结束。3月,榆林区“五反”检查队也进入几个重点单位,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和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促使资本家坦白交代非法所得,取得了基本经验。3月25日,陈毅市长在市、区增产节约委员会扩大联席会议上宣布上海的“五反”运动正式开始后,有代表性的上中层工商业资本家,在市增产节约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学习、交代、“互助互评”。4月份开始,两区都分批全面开展“五反”运动。6月,进行复核定案发《通知书》;成立市“五反”人民法庭的区分庭,对严重违法案进行审处。7月,“五反”运动基本结束,8299户分五类:定为守法户的4430户,占53.38%;基本守法户3167户,占38.16%;半守法半违法户521户,占6.28%;严重违法户118户,占1.42%;完全违法户63户,占0.76%。资本家坦白的违法所得,经过核实具结,并根据大部从宽处理的精神退款补税。
1951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派干部来区境内上海电机厂进行国营工厂民主改革试点。6月,上棉十六厂被确定为市委试点厂,委派中共榆林区委书记夏明若具体领导。总结试点单位经验后,9月开始,国营工厂民改运动以点带面分批展开。区境内国营工厂的民改由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沪东分会领导。1952年1月后,国营工厂的党组织划归新建立的产业党委领导,本区国营厂的民改即由沪东产业党委全面负责。
根据市委在全市私营工厂企业中进行民主改革补课的决定, 1952年7月,杨树浦、榆林两区委先后建立民改办公室,各抽调干部和职工300人组成民改工作队,领导开展私营工厂的民改运动。7月底,民改工作队先后进入恒丰棉纺厂、求精机器厂、大中华橡胶五厂、申新第五纺织厂、新业铁工厂。9月,百人以上厂民改结束,到年底,30人以上工厂的民改全部完成,参加过民改的职工已占全区职工数的60%以上。经过回忆对比、诉苦控诉进行自我教育,广大职工提高觉悟,纯洁队伍,选举生产小组长、建立劳资协商制度,生产热情高涨。 1952年底全区工业生产总值达13.21亿元,相当于1949年总产值(约6.8亿元)的1倍。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在民改运动中有431人被吸收入党,占参加过民改的职工数的2.2%。1953年初,民改工作队集中整训后,3月份起又在小厂、商店和建筑、搬运等行业工人中开展民改;最后,又在近万名失业工人中完成民改。全区民改在下半年全部完成,大批积极分子充实基层组织。
六、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下半年,党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1月,根据市委的部署,杨浦、榆林两区的区委书记、委员和报告员,分头深入工厂等系统作了100多场报告,向干部和职工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12月,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下发后,区委立即组织干部学习,并通过当时正在开展普选工作的工作队,向选民进行关于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家喻户晓。
1954年,两区委多次研究讨论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区委加强区工业生产委员会的工作,又成立商业改造办公室。开展对私营工商企业的调查研究,写出有关情况报告,提出有步骤地引导私营企业从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逐步向高级形式发展的具体计划。对部分16人以上的私营工厂,派员驻厂和建立企业增产节约委员会,实行经营管理民主化,依靠工人阶级加强监督和检查,保证国家加工订货任务按质按量地完成。到1954年,全区大中型工厂中收购包销加工定货任务的产值已占这些私营工厂总产值的97.93%。1954~1955两年中全区新增加公私合营工厂76家。随着国家对粮、棉、油等实行统购统销,以及对批发商采取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政策等措施,私营商业也进一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促进和推动了工商业的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新的阶段。11月,区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七届六中全会文件,检查批判“小脚女人”迈不开步的右倾思想,拟订1956年加速对私改造规划,并在党内外广泛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来到的宣传,在全区逐步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强大动力。1956年1月中旬,区委成立对资改造专门小组和工业、商业两个对资改造办公室,发动群众搞好生产和经营,迎接合营高潮到来。20日,市人民委员会召开大会批准全市各行业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实行公私合营。21日,全区私营工商企业都挂出了公私合营的招牌,资金和人数较多的部分手工业企业也归口合营,其他手工业单位,全部实现合作化。
进入实行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在爱国增产节约竞赛的基础上,全区职工的劳动竞赛又有新的发展和提高。开展技术革新,改进操作技能,推广各种先进工作法,提合理化建议,进行创造发明,涌现出盛利、王林福、倪海宝、黄宝妹等一批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后,9月份区委组织干部学习五年计划的基本内容和意义,以后又在全区开展“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宣传教育,动员全区人民努力工作,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保证五年计划中各项任务的
完成和超额完成。
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半年,80%的新合营工厂开展生产竞赛,参加竞赛的职工数占新合营厂总人数的96.3%。区委决定把各部门和工会、青年团的力量组织起来,深入下去,加强领导,总结经验。5月底6月初,两区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都决定加强党对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领导,在全区广泛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为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任务而努力奋斗。全区各条战线的职工响应党的号召,多快好省地完成了各自的工作,到年底,全区工业生产总值达30.5亿元,相当于1952年总产值的2.2倍。
第二节 探索建设道路
一、贯彻党的“八大”决议
1956年7月,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提出“充分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方针。8月,杨浦、榆林两区委都集中一段时间,先后向干部和党员传达市党代大会精神,动员全党为贯彻“充分利用、、理发展”方针而奋斗。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两区委根据市委指示,先在党内逐级传达“八大”精神,后又组织干部和党员系统学习“八大”主要文件,明确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工作重点应该进一步转移到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边学习文件,边对照检查,边改进工作,更好地团结全区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1956年,国际上发生波兰、匈牙利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国内也出现一些思想动荡的不稳定因素。两区委都把加强政治思想领导作为贯彻“八大”精神的重要方面,11月,分别召开区委扩大会议分析区内各阶层的思想动向;有针对性地在全区广泛进行时局形势的宣传教育,澄清模糊认识,提高思想觉悟。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后,区委又在干部中组织传达和学习。上半年,妥善解决少数工厂企业发生的“闹事”,正确处理当时存在的一些人民内部矛盾。
1957年,区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贯彻中央和市委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指示,制订区的打算,根据当时部分原材料供应不足的情况,提出“从节约原材料中力求增产,在保证和提高质量前提下厉行节约”的要求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使区的增产节约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取得较好成绩。区委还根据“八大”党章的有关要求,制订《关于改善领导的决定》;对全区2万多名党员普遍进行一次新党章教育,集中力量做好7050名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转正工作,巩固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
二、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杨浦、榆林区委根据市委的统一部署,自5月份开始从机关到基层陆续开展整风,两区委分别建立整风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机关整风从学习整风文件着手,学习提高,对照检查,并联系机关存在问题提意见,揭矛盾;邀请党外人士座谈,帮助党整风,逐渐形成“鸣放”局面。当部分工厂、学校等为工资福利问题“闹事”时,区委贯彻市委决定放慢整风的进度,先集中一段时间组织力量下去处理矛盾、稳住基层。7月,区级机关再次动员,开始“鸣放”补课,8月形成高潮。11月中旬,机关整风进入整改阶段,研究整改方案,改进机关工作。12月,根据“紧缩机构,下放干部,改进体制”的要求和“自报公议,领导批准,统一安排”的做法,两区下放1072名干部去农村劳动锻炼。在当年的下半年和1958年上半年,工厂、学校、医院等基层单位也分批进行整风。全区整风运动结束前,区级机关进行整风补课,8月全部结束。
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攻击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等。区委根据市委部署,开展反右派斗争。但出现严重扩大化错误,全区前后被定为“右派”的有1012人。1959年党中央发出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下达后,按照部署从1959年10月份到1964年,被定为右派的大多数人都摘了帽。1978年t)月后,又根据党中央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改正。按照市(局)区分工,区委共复查570人,纠正错划的569人,陆续给予改正和平反。
三、组织生产大跃进
1957年底,党中央宣布“中国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接着,市党代大会也提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1958年1月,两区委分别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有关精神,区委领导号召全区人民“苦战一年,为加速实现市党代会的光荣任务而奋斗”和“鼓起革命干劲,各项产品努力赶超各自的国际水平”。2月份开始,进一步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比思想、比作风、比干劲、比智慧,掀起“比学赶帮超”热潮。市委工业部长杨土法兼任杨浦区委第一书记后不久,即亲自深入中国纺织机械厂蹲点;榆林区委总结了“小厂办大事,连续试制几十种高级合金制品”的铜仁合金厂的先进经验,多次召开现场会,组织全区学习和推广。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确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8月15日,市委号召“跃进再跃进”,组织声势浩大的万人检查团下基层。
杨浦、榆林两分团都由市、区领导带队,679名成员先后深入324个单位,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 1958年两区的工业总产值达43{乙多,比前两年增加 40%以上。但在组织生产大跃进的过程中,普遍开展挑应战活动,指标一再加码愈跃愈高,逐渐兴起浮夸风;急于求成,超越客观可能;产值增幅虽大,但质量不稳甚至有下降。全国提出“1958年钢产量比上一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后,上海也提出“为全市120万吨钢而战”的要求。10月,区委设炼钢办公室,天天抓进度,发动各行各业开展群众炼钢运动。有的还拆铁门钢窗护栏当原料,造成很大浪费。1959年,各类生产比例失调,原材料、电力供应已感不足,仍要求实现“比1958年有更大的跃进”,强调“端正态度,继续跃进”,各种不同看法常被当作思想障碍受批判。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后,10月中旬两区委分别召开扩大会,进行保卫总路线教育和开展反右倾斗争,从机关到基层全区有6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错误批评处理。1960年1月杨浦、榆林区刚合并,即提出“开门红”、“日日红”、“满堂红”,实行“继续大跃进”。但矛盾日益突出,各种严重困难愈加暴露,“大跃进”难以继续,不得不转向调整的轨道。
四、试办城市人民公社
1958年工业生产大跃进带动全面大跃进时,地区里弄即兴办许多社会集体事业。下半年,杨浦、榆林区委先后成立里弄工作小组和里弄办公室。8月,杨浦区委决定在眉州办事处的普爱坊搞集体化试点,为成立人民公社作准备,区委还制定《杨浦区组织人民公社的初步规划》上报市委。11月,榆林区委准备将杨树浦路、平凉路、辽阳路3个办事处所辖地区合并为榆林区第一城市人民公社,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由副区长范成方兼任党委书记,并抽调一批干部担任人民公社准备工作的骨干,积极筹建市区人民公社。11月3日,市委里弄工作小组在福禄街和景星路302弄居民食堂召开现场会后,区委又发了《关于积极支持里弄举办集体福利事业的通知》,区境内公共食堂等集体事业有更大发展,到年底,已有公共食堂4556个,文化室上百个,还举办一些民办学校。
两区合并后,区委继续以生产为中心,全面组织人民生活,组织居民参加社会劳动,发展集体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1960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4月,区委成立城市人民公社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并决定以隆昌街道为试点单位。为加强领导,4月25日全区13个街道都建立党委,抽调一批区和大厂的领导干部担任街道党委领导职务。为争取7月1日实现“全区人民公社化”,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某些物资无偿支援街道办公社,助长和发展了共产风。后城市人民公社因条件不成熟而停止实施。街道党委领导班子陆续进行了调整,免去部分大厂领导干部兼任的街道职务。1962年10月,区委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撤销。
五、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
1961年初,区委传达贯彻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文件,统一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认识,增强信心,明确任务,一面抓好工业生产的调整,一面抓好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的安排。动员全体党员,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带头克服经济困难,为国家分挑重担。17级以上党员干部工资打折扣;许多党团员和部分积极分子自觉上交计划供应的票证;18万职工核减超工种粮,每月减少粮食供应107万多斤。全区分九批动员1万余人去崇明围垦,围地10980亩,可耕面积8100多亩,完成基建面积14023平方米,兴建畜牧场养猪。7月,区委部署开展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工作,经过两年动员,全区共精简职工上18万人,减少城镇人口 441万人。
1962年1月,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和市委扩大会议后,区委召开干部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领导工作的经验教训,检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党内民主生活中的问题,统一认识,改进工作,纠正错误,加强团结。2月开始,分五期轮训党的领导干部1649人,以全面正确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更好地完成党的各项任务。在党员中重新开展一次学习运动,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优良传统教育,并学习“七千人大会”的主要内容。区委成立甄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1958年以来在整风补课、反“右倾”、“自觉交心”等运动中受到批判、处理的4915名干部、群众作了一次甄别。其中,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处理的党员、干部,经甄别属于错批、错处理的,即予以纠正。通过调整政策,改进工作,贯彻“八字’访针和各方面的《工作条例》、《规定》,1963年经济情况开始好转。
六、社会主义教育(“五反”、“四清”)运动
1963年4月,区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成立“五反”运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作出《杨浦区关于“五反”运动的初步规划》,从社会主义教育着手的“五反”运动,分批分期、先干后群、由点到面逐步推开。列为第一批开展“五反”运动的是全区各机关团体、10个商业区公司和35个工厂的5万人;随后,第二、三批又交叉进行。1964年4月,市委决定工厂的党组织分别划归各工业局党委领导后,区委只抓区属各单位和街道里弄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8月,区委决定在昆明街道昆明里委、杨浦百货商店(即市百三店)、区烟糖公司和区房地局等进行“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试点,区委书记张敬标、区长彭噗等带队组成“四清”工作队进驻试点单位。1965年7月,区的“四清”试点先后结束,昆明里委试点后在昆明街道全面铺开,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清”中断。这次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错误批判和处理了一些干部和群众。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贯彻《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3日,区委根据市委指示,部署和动员全区开展“文化大革命”。6、7两月出现数次大字报高潮。7月中旬,区委成立区级机关“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和文教系统“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并抽调346名干部,以联络员和工作组的形式,派往有关机关和文教基层。
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兴起,区内许多学校相继成立各种“红卫兵”组织,出现任意批斗干部教师等情况;上街“扫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中也发生粗暴举动。区委强调学习《十六条》要全面领会,不是不要党的领导;要求区级机关各部门和各学校等基层,按《十六条》精神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或“文化革命委员会”,区委也成立文化革命办公室。并强调指出“扫四旧”等行动中,要执行市委提出的“不要抄家,不要破坏公物……不烧档案,保护文件”等十条规定,但成效不大。
在北京南下“红卫兵”的影响下,长阳中学“东方红”和杨浦中学“红旗大组”等一批“红卫兵”,冲击区委、区人委机关,有的还强行进入机关大楼“造反”,机关工作难以正常进行。10月底起,区委、区人委领导分为一二三线,主要领导移出机关大楼办公,并三次搬迁。区委领导多次检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12月26日,被迫印发《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初步检查》。年底前后,区级机关各部门也先后成立“造反”组织,机关工作陷于瘫痪状态。1967年1月上海刮起造反夺权的“一月风暴”。26日,“工总司”杨浦区分部、杨浦区联络站和杨浦区机关工作人员造反队,以及“红卫兵”杨浦区司令部等区级“造反”组织在杨浦体育场联合召开万人大会,揪斗区委、区人委领导。会后,区领导人分别被造反组织所控制,区委领导由此中断。
二、成立区革会和党的核心小组
1967年9月26日,杨浦区革命委员会(简称区革委会)成立,原区委书记张敬标和副书记赵宗昌担任区革委会第一、二召集人,“工总司”区联络站和区分部的两个造反头头也担任召集人;区革委会9名常委中,“造反派”5人。1968年8月,张敬标调市革委会工作后仍兼区革委会主任。
1969年8月22日,市革委会批准成立中共杨浦区核心小组。成立大会上,张敬标代表市革委会讲话,提出:全区“清队”已大体告一段落,要逐步把整党建党放到重要位置上来。此后,通过举办“整党建党”学习班,组织党员学习毛泽东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批示,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重建”党的基层组织,陆续恢复党员组织生活。1970年6月,在许多党员(特别是一批领导干部)尚未恢复组织生活、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区的党核心小组筹划召开杨浦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区委。
三、继续贯彻“左”的路线
区委重建后,继续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和开展“一打三反”(即所谓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前几年“清队”中被当作阶级敌人揪斗的干部群众复查定案时虽大量降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到1972年仍有一批人被错误地定案处理。“一打三反”中,又有许多人被作为重点对象审查处理。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原区长范成方等近百名革命干部又被诬为“右倾翻案”而遭受批斗;原上棉三个厂党委副书记曹佩芳的追悼会被指控为“复辟会”,参加追悼会的许多党员干部又受到错误批判。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区委翻印《XXX同志言论摘录》等 7万多份发至基层批判;召开4000多名水员参加的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大会。5月,在控江街道举办“到处鄙是驾歌燕舞展览会”,流毒甚广。
区委根据市的“发展老造反入党’怕勺指示,在1972年5月3目区委常委会上决定让区“财革会”造反头头、区革会常委、财贸组组长卞XX入党。并以此为例,提出“发展一大批党员,提拔一大批干部”的要求,使一批造反起家的人突击入党和被提干。
1974年,区革会成立“三位一体”领导小组,在区内推广上棉十七厂实行“民兵、治安、消防工作三位一体”的经验。全区420个大中型工厂企业中90%的单位实行了“三位一体”,以后向全市和全国作经验介绍。
1975年10月,市民兵指挥部转达王洪文授意搞“四部合并”试点的意见。区委即积极地进行区人民武装部、民兵指挥部、人民防空办公室和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合并的试点。受到抵制后,区委再次研究决定先实行区人民武装部和民兵指挥部的“两部合并”,改变民兵的体制;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帮派骨干企图由此使杨浦区的民兵成为其控制的“第二二武装”的一部分。1976年3月29日,区人武部并入民兵指挥部;30日,区委召开基层民兵工作干部大会宣布:两部合并后称“杨浦区民兵指挥部”。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帮派骨干妄图利用“第二武装”发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阴谋终于彻底破灭。全区人民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历史胜利。
第四节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一、开展揭批查运动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决定派工作组领导上海人民开展揭批查的斗争;接着,又任命上海市委新的领导成员。杨浦区委按中央和市委部署,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召开过几次上千人的揭批大会,举办学习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等的罪行进行揭发批判。1977年3月,区委扩大的全委会用14个半天时间开展“小整风”,区委3个副书记联系实际对错误问题作检查,许多干部对检查不满意,揭发批判了一些较严重的问题。
5月底,中共上海市委派杨心培为组长、高华杰为副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杨浦区。6月10日,成立揭批查运动办公室。7月6日,市委决定由杨心培主持区委工作。11月杨心培调离后,市委任命高华杰为区委书记。市委工作组按照市委的指示,6月下旬起,首先在区级机关联系实际深入开展揭批查,并对原区委、区革委会领导成员和有关组室负责人进行审查。11月18日,区委向全区党员干部作报告,清查工作在全区推开。经广泛发动和深入清查,基本查清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全区确定清查对象57人(其中区委、区革委会机关有15人,包括区委副书记3人、区革委会副主任1人),其中作“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或错误的定性结论处理的13人,作为说错话做错事予以解脱的44人。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参与夺权、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的打砸抢分子也进行了清查。对31名犯有打砸抢问题的人进一步核实后,作定性处理的15人,其中问题特别严重的7人进行拘审,8人给以行政处分。1978年底,全区清查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突击入党对象,经审查在1983年6月前被清除出党或取消党员资格的有53人。
在清查基础上调整领导班子。1978年4月,市委改组了“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区级党政班子,重新任命区委和区革委会领导职务。到1978年底,有40多名原市管干部重新回区党政机关和工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同时,将21名通过造反夺权或以“三工”(工总司、工宣队、工人代表)名义进入区级机关和工作部门任领导的,调回原工作单位劳动或工作。1978年2月起,先后恢复区委各工作部门,重新任命和全面调整各级领导班子。
二、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
通过揭批,初步澄清一些是非问题,但受当时“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影响,思想路线未能完全端正过来。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光明日报》转载发表,引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区委在8月和10月,两次组织县团级以上干部讨论,引起强烈反响,开始冲破“两个凡是”观点。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后,区委即向区属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传达市委《关于认真组织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通知》。1979年1月,区委按市委部署向1500余名党员干部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几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并在全区进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宣传教育。但当时对于三中全会精神领会不深刻,传达不完整,影响全面贯彻执行。3~4月区委又先后向基层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传达邓小平的“要维护毛主席的旗帜,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讲话。6~7月,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分批到区委党校学习,进行思想路线教育,统一对形势和三中全会路线的认识。8月,又贯彻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补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加强思想建设。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简称《党章修改草案》)和讨论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简称《准则》X并作出许多重要决定。3月,区委除向21级以上党员干部传达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组织学习五中全会主要文件外,按照中央和市委关于轮训党员的指示,分批按系统轮训全区党员,学习《党章修改草案》、《准则》和《党的基本知识》,增强同党中央在政治思想上保持一致的自觉性。1981年1月,区委按部署逐级传达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3月份开始采用区委扩大会议形式重新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文件,并联系实际清理“左”的思想,提高全面贯彻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后,区委又在党校举办县团级干部读书班,学习《历史决议》等重要文件,充分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党历史上作出伟大转折的重要意义。
三、落实各项政策
在开展揭批查的同时,区委在1977年7月即成立复查办公室,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逐级进行复查。到1978年上半年,700多名科级以上干部和受处分党员案件的复查工作基本完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步伐,对其他干部和非党群众的冤假错案也进行全面复查。1979年底,对冤假错案予以平反纠正的已有6361人。1980年后完成“文化大革命”案件的复查工作,共平反纠正6986件(其中受错误处理的党员822人),受迫害的陆续得到平反,受诬陷的也恢复名誉,对干部基本上按“文化大革命”前原任职务落实政策。
对“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左”的干扰和影响而错误处理的案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全部错的,全部纠正;部分错的,部分纠正”的精神,复查了2400多个案件,复查纠正了一批错误处理的历史老案,为13名地下党员恢复党籍或撤销原党纪处分以及更正党龄年限。原榆林区区长顾叔平在“三反”运动中被错误作为“严重右倾”而受到撤销区委委员职务的党纪处分,也在1982年6月复查纠正,撤销原来的党纪处分。对原由法院判处的案件则交法院复查,到1980年由法院改判的246件。
1978年9月全部摘掉“右派”帽子;12月,区委成立“右派”审改办公室,复查纠正过去错划右派的569人(其中党员53人)。1979年2月,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建立以区公安分局为主的工作班子,受理审批“四类分子”材料2233份。对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给予摘掉帽子的1924人;对过去错定错划的给予纠正的231人,两者占受理审批材料总数的96 5%。5月,区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成立“区别工作”领导小组,将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开来,恢复劳动者的成份。区委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原工商业者政策和民族、宗教、侨务等政策,调整社会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物资和被侵占的私房,组织专门人员进行清理,陆续发还或折价补偿。
四、全面整党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后,区委根据市委统一部署,从1983年12月起对全区851个基层,1071个支部的24413名党员,分两期五批开展全面整党,到1987年初基本结束。整党内容:学习整党文件,掌握思想武器;自觉对照检查;贯彻边整边改,促进各项工作;作出组织处理,办理党员登记。经过三年多的整党,全面完成“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任务要求。
1984年6月,区委根据市委关于迅速、深入开展核查“三种人”(“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工作和把核查同日常干部考察严治分开的指示精神,建立区委核查“三种人”叫。组和办公室。核查工作基本上与整党同步完成;贯彻“既要坚决,又要慎重;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泊b方针,查清“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案件495起(其中:非正常死亡246起,致伤、致残、致疯事件120起,其他事件77起,大案要案52起),共涉及责任者1050人。根据政策,区别情况,作了不同处理,被定为“三种人”的17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113入;上述两项130人中有党员93人,占党员总数的0.4%。
在组织处理和党员登记工作中,全区参加整党的23437名正式党员中,办理了登记手续的23396人,占99.8%;暂不登记、缓期登记、不予登记的41人,占0.2%。受各种党纪处分的87人。各单位整党结束前,普遍进行自查、互查和“回头看”,解决一些整党中没有解决好和新出现的问题,力求整党不走过场。全区整党基本结束前,举办了“杨浦区整党成果展览会”。
五、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1984年4月,区委决定对全区街道集体企事业进行体制改革,撤销各街道集体事业管理所,由区集体事业管理局统一归口;6月,建立区集管局党委,对所属工厂实行统一领导。在减少中间层次后,增加企业税后利润留成比例、改革企业用人制度、扩大企业管理方面的权力。区委在教育、卫生、城建、财贸等系统也开始进行改革的试点,探索改革路子。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区委又在各系统进一步开展“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民主管理、按劳分配”等经济承包制、奖金浮动制、干部聘任制的改革试点,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经区委反复研究决定,1985年3月建立杨浦区工贸总公司(对外保留区集管局的名称)和几个专业公司,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实行总公司、专业公司、企业的三级管理,转换经营机制,推动区属工业的发展。在财贸系统逐步实行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的经营承包等办法。在小企业和老集体企业推行租赁制。行政性公司逐步实行向经营服务管理公司转换机制。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下达后,学校、医院等系统的改革也进一步扩大和深入。1986年,在各系统进一步推行校长、院长、厂长、经理负责制。
根据开放搞活的方针,加强了横向联系和协作。到1986年上半年,区已同全国20个省市的100多个县市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横向经济联系和技术协作,与商丘、益阳等近10个地市建立友好协作关系。
为振兴杨浦,区委制订了啦浦区1985~1990年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规划要点》后,又在1986年11月区委三届二次全会上讨论通过《区委关于“七五”期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实施规划》。
1988年开始,区对市实行财政承包后,根据不同类型和不同特点,区内也围绕财政包干,采取不同方式,层层分权明责落实承包。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后,区委认真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按照“紧中求活、稳中求进,在加强管理中求效益”的要求,力争使区属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在治理整顿中既严格按规定办理,又注意保护区属经济稳步发展,1989年全区(区属)工业、商业的经济增长和区财政收入增长均达到百分之十几,市场稳定,经济效益好。1990年又完成了建设和发展规划要求。
六、做好社会稳定工作
1986年底,上海几所大学发生学潮时,区委即召开党员干部会议,要求明辨是非,正确对待,理直气壮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区委还向区政协常委会和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通报大学生游行集会真相,要求大家广泛宣传安定团结的重要性,做好各自联系阶层的群众工作。1987年上半年,区委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正面教育,区委书记顾灯和四套班子党员主要领导分别向全区干部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和阐明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
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斗争中,区委坚决贯彻中央和市委的一系列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把反对动乱、维护安定团结作为头等大事抓;在5月上半月舆论错误导向、群众思想混乱的情况下,旗帜鲜明地教育干部群众坚定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守岗位.做好工作,为维护社会的安定作贡献。在6月初上海交通瘫痪的几天里,区委组织2万多名工人纠察队员上街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并从6日起配合公安干警和机关干部等一起上街清除路障,疏通交通。秩序恢复后,区委组织全区干部职工深入学习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认清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
8月,区委三届十二次全会,为贯彻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讨论通过了杨浦区关于“从严治党,惩治腐败”、“开展清查清理工作”、“清理整顿公司,查处单位投机倒把”、“开展反贪污、反受贿斗争”等7个《实施意见》,作出全面安排。1990年l月,区第四众党代表大会召开,提出坚决贯彻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定不移地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牢固树立艰苦奋斗思想,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区属经济,加快城市建设和管理,促进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科技等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并聚精会神地抓好党的建设。5月,区委四届二次全会扩大会上又通过《杨浦区关于对区“五套班子”党员领导干部加强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和《关于区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保持廉洁的若干规定(试行)》,要求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严以律己,作出表率”,更好地团结带领全区人民为胜利实现90年代新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而奋斗!
第五章 党的基层组织党员
解放前,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受挫折,遭过破坏;党员的发展也有起有落,在地下斗争很难复杂的情况下,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到上海解放前夕,区境内各系统共有中共基层组织70多个,党员1700多人。
解放后,根据同一单位的党员都必须参加同一支部的规定,经过整顿,加强党的建设,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都不断发展壮大,并得到提高。
第一节 基层党组织
1950年公开党组织时,区委所属的基层组织有总支3个,支部95个。主要是大厂支部,有80个,占总数的84.21%。大多数中小型工厂,没有党的组织;整个商业系统更是空白。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从1951年开始,在发展新党员的基础上,着重在工厂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53年民主改革运动后,在中小型工厂企业发展了一些党员,并逐步建立基层支部。以后,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派出合营工作组,配置公方经理时选派党员干部,以加强党的领导。到1956年,全区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到806个,
其中工厂685个,比1950年的80个增加756倍;商业系统42个,文教16个,机关62个,
其他1个。
1958年以后,为了加强党对各条战线的全面领导,除工业系统继续组建基层组织外,从工厂和机关抽调党员干部,加强文化、教育、卫生和商业战线。到1959年底,杨浦、榆林两区合并时,区委所属基层达1218个,其中工厂997个,商业81个,文教65个,机关54个,其他用个。
1964年,本区220个工厂的基层组织全部划归市各工业局党委。到1965年底,全区基层党组织 600个,其中商业203个,比1956年的42个增加3.83倍;文教111个,比1956年的16个增加5.94倍。
“文化大革命”初期,各级党组织先后停止活动。1970年党组织恢复活动后,党的基层组织也有增加,到1976年底,全区基层党组织983个。其中区属工业114个,比1965年的33个增加245倍;文教259个,比1965年的111个增加1.33倍;地区338个,比 1965年的186个增加81.72%。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1980年,轮训党员干部2251名,端正思想路线。1981年学习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员干部2669人参加。从1980年6月开始,全区开展评选先进支部活动。1982年12月,区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开展班子的民主生活,发扬优良传统,改善党的领导。1989年起,每年对党员开展民主评议活动。到1990年,全区基层组织共1313个,其中支部1229个(基层党组织分类、分布状况见附表人1978~1991年,先后评出先进党支部88个(次),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普遍有了提高。先进党支部选介于后:
一、凤城街道医院支部
该院有职工136人。医院党支部共有党员22人。改革开放以来,党支部围绕医院改革,发挥支部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以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推动了医院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1989年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医院曾获得“全国卫生文明集体”、“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党支部坚持从严治党,先后制订了“党风责任制”、“三会一课制”和“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制度,并采取措施,确保落实,做到持之以恒。支委、院长朱福根,一次逢星期日值班,由于闹钟失控而迟到20分钟,第二天主动向办公室汇报,并在职工大会上公开检查,主动提出按规定扣罚奖金20元,赢得群众的信服。1988年区卫生局奖给院领导干部上千元奖金,支委会决定把奖金移作职工集体福利基金。区政府奖给朱福根500元奖金,他也全部转作工会福利基金。对支委一班人的行动,职工深为感动。22名党员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勤奋学习,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近年来,先后有14名党员获“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市三八红旗手”、“区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有9名党员经群众推荐,被聘为行政业务组室的正副组长,占全院组长数的75%。由于党的威信高,近5年来,一些职工主动要求参加支部举办的积极分子学习班,已发展新党员16人,还有13名职工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党支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协同行政一起,努力搞好医院的改革。 1984年以来,医院每年拿出10万元用于添置医疗仪器设备,更新医疗设施,扩大服务项目。1991年投资120万元,建造一幢1453平方米的病房楼,解决看病难和住院难的问题。党支部着重教育党员和职工搞好医疗服务,开展“将心比心”、“假如我是一个病人”的讨论。规定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与病人争吵。创建文明科室活动中,普遍订立便民措施和文明行医公约。该院服务、护理工作质量,连续6年全区考核第一。区人大代表曾召开居民座谈会,普遍反映“凤城医院,我们信得过”。
二、长白电影院支部
该院建于1984年,有职工52人,党员9人。1987年以来,在院党支部的领导下,经过全院职工共同努力,曾两次被评为全国电影行业先进集体、四次获市文明单位称号,1992年5月被中共杨浦区委授予“杨浦区红旗先进集体”称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有明显提高。
三届党支部紧紧抓住经济为中心,开创新的业务,改革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影院地段比较偏僻,经济效益欠佳,党支部对市场、市口和职工条件进行分析,并与职工商议,决定利用场地优势,改变单一的电影放映功能,增设了镭射录像、卡拉OK、舞厅、餐厅、桌球、电子游戏、面包房和商场,成为融着、吃、玩和购物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娱乐场所,营业面积增加了1004平方米,满足了观众多方面的消费,1989年收入破百万元大关,并继续以10%的速度增长。影院注重社会效益,近年来举办各种电影编导演主创人员与观众见面会,影评、征文、演讲比赛,主题电影活动等,深受群众欢迎,提高了影院的知名度。1991年,跻身于全市首批三星级影院行列。1992年收入145万元,居全市同类影院前列。
党支部十分重视发挥党政班子和全体党员的表率作用,要求处处发扬“一盏灯”的作用,既内心透亮,又为群众照路。在经营、用工、分配、激励机制改革的决策以及献血、护绿等方面,党员都成为群众的楷模。党员副经理刘善祥,带头承包经营不善的鞍山剧场,3个月就明显改变面貌,他却把收入捐献给儿童教育等社会事业,他说“我承包不是为扒分,而是为后人探索一条成功之路”。共产党员原录像股长吴根宝,无私奉献,3个月义务加班近500小时,被职工誉为“身边的活雷锋”。群众反映“看长白的党员,即使我不想干,也会跟着干的”。由于全体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全体职工,创造了“坚持优质服务,实行目标管理,步步推进改革”的好经验。1989年和1991年两次被评为杨浦区的先进党支部。
三、鞍山中学交部
该校是1所完全中学,有教职工182人。学校党支部有党员31人,支部委员7人。改革开放以来,支委一班人,严于律己,带领全体党员,团结全校教职员工,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各项政策。全校上下形成了关心集体、发扬正气、努力向上的好校风,教育质量连续几年保持在区重点中学前列。1991年区委表彰为区先进党支部。
“为振兴鞍山作表率”是支部开展的重要活动。每个党员都订出了个人规划,在各个方面都起表率作用。学校制定了《建制堵漏守则》,支委一班人作为党政领导干部,严格执行,保持了清廉品质。书记张德庆和校长陈志中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积极参加卫生工作、义务劳动、门口值日,几年如一日,为全校师生树立了榜样。全体党员在献血、公益活动、关心群众方面都起带头作用。该校已连续11年被评为市的绿化先进,也是市爱国卫生的先进单位,并3次获市文明单位称号。
支部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中,坚持德育为首、五育并举。经常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行为规范的教育,有计划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和劳动锻炼,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学校严格学习要求,认真提高质量,养成严谨的学风。在党内和教职工中,组织学习《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纲要》和陶行知教育思想,提高了教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师德修养。在全校已经形成了“勤奋、严谨、友爱、守纪”的校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支委、党员、团干部、学生会共同做好过细的思想工作,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态度鲜明,全校无一人参加动乱活动。除了教育质量保持区重点前列外,1988年还获得了国家教委等单位联合授予的开展勤工俭学的先进集体称号和全国先进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称号。3次获得市勤工俭学先进单位的称号。
第二节 党员
1949年8月,新的中共沪东区委建立时有党员1609人,其中主要是区境内坚持地下斗争的党员和南下干部。1950年上半年发展新党员200人。1950年6月沪东区委撤销、按行政区建立区委后,杨树浦、榆林两区委有党员1815人。
按照既慎重又积极的建党方针和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对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民主改革、“三反”、“五反”和增产节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经过党课教育、考察和严格审查,有计划地发展一批新党员。发展党员的重点为产业工人。1953年共发展党员1456人,其中工人有1163人,占80%。到1955年底,全区共有党员4314人。其中工厂3094人,占71.95%;机关975人,占22.6%。
1956年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国营厂党组织随着市产业党委撤销而下放。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高潮的新形势,建党对象的重点是在政治运动和生产中经过考验的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并注意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工厂中的技术人员。当年,共发展新党员7213人。至年底,全区党员已有21440人。其中工业19041人,占88.81%;商业687人,比1953年的10人增加了67.7倍。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后,根据中央组工会议的精神,基本停止发展新党员,重点抓党员教育。在三年困难期间,教育党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与群众同甘共苦”,广大党员在增产节约、兴办街道集体事业、崇明围垦、节粮上缴等方面积极带头,团结群众,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1958年后,区委为了加强对各条战线的领导,选派了一批党员充实到商业、教育、卫生、文化、城建等基层,并开展建党工作。至1963年底,全区党员增加到 32296人,其中商业1309人,比1956年的 678人增加90.5%;文教1260人,比. 1956年的252人增加4倍。1964年4月,市委建立工业政治部,工业系统的党组织全部转给市工业局党委。至 1965年底,全区党员减为 5857人,主要分布在商业和文教系统等方面。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思潮影响,敌我颠倒,是非混淆,党内的思想被搞乱。1967年停止党的组织生活。1970年恢复活动后至1976年6月,按照“吐故纳新”的方针,发展新党员3011人。有一部分“造反派”骨干被吸收入党,同时也错误地开除了一批党员。到1976年底,全区党员为13247人。其中工业1515人,比 1965年的225人增加573倍;文教2356人,比1965年增加8698%。
“文化大革命”后,开展了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清查运动,一批突击入党对象被清除出党或取消党员资格。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举办了党的基础知识和新时期总任务的讲座,以后又在123个区属单位建立健全了党课制度。1980年3~12月,分批对14200名党员进行轮训,占全区党员数的82.5%,着重学习党在80年代的形势和任务。据对811名党员的分析,在端正思想路线、加强组织观念、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方面,有显著进步的210人,占26%;有进步的559人,占69%。1981年组织党员14859人学习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1984年在学习整党文件基础上,分期分批进行整党,至1986年,参加整党的党员23437人,其中准予登记的23396人;暂缓登记、不予登记的41人。建党工作适应了革命化、知识化和年轻化的要求,1986年发展新党员828人,其中知识分子355人,占42.9%;生产第一线的206人,占24.9%。从年龄分析,35岁以下的431人,占52%。同年,为提高党员自我教育自我净化的能力,开展了“新时期党员形象”的讨论。1988年,调查18个单位、108个党员的先进事迹后,将其中的9个党组织、33名党员的先进事迹摄成《杨浦共产党员在改革开放中)}的录像片,从“七一”开始在全区党组织中放映,进行生动的党的理想教育、根本宗旨教育、党的纪律和生活准则的教育活动。党课、民主生活、民主评议和评选优秀党员的制度已经成为经常制度。到1990年,全区党员28932人,其中大学文化程度2667人,中专2912人,高中2963人,合计8542人,占党员总数的29.52%(党员性别、年龄、文化、职业情况见附表)。在“创先争优”中,1978~1991年,共评出优秀党员368人次,表扬好党员302人次,优秀党务工作者23人次。党员的素质和结构都有了改善。优秀党员选介于后:
一、周桂兰
清道女工。从 1985年起被评为市优秀社会服务工作者,市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工作者,1989、1991年度区优秀共产党员。
1979年,进入杨浦区环卫所。工作地点是控江路。每天迎着晨曝,送走晚霞,放弃假日,带着盒饭,以一人的汗水,换来万人的洁净。多年来,市、局组织48次检查,46次得到满分。
1986~1988年,完成清扫任务脱多万米,加班加点800多个劳动日。
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周桂兰清扫小组”,协同14位同志承包各路段,周边讲解边示范,做到晴天、雨天、明查、暗访、领导在场不在场都一样,马路的清洁度明显高于其他班组。又传经送宝,无私传授经验,使长阳路小组首次被评为区先进。平时,常为控江地区的孤老洗被、送医院治病。老人们赞扬她为“服务明星”。而自己家中9岁的孩子生病,却延至工余去医院治疗。
二、丁美凤
泰晤士西莱社经理。改革开放以来,丁美凤经过市场调查,决定将原供应大饼油条、效益很低、工资打折扣的饮食店,改为供应西点、西菜的西莱社。为此,丁带头到“红房子”下苦功学习技术,从能操作到精通,从而带动职工学习技术,蔚然成风。丁美风对工作高度负责,视事业比自己的生命还重,经常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劳动,不怕苦和累,因此,凡逢节日需要通宵达旦加班时,职工都自觉自愿参加。丁美凤牢记共产党员应廉洁奉公,处处为群众表率。许多单位到店内公请,丁总是婉言谢绝,从不上宴。亲朋好友来店就餐,菜点的质量与其他顾客一样,同等收费。因此,店内风气正。几年来,吸引了许多中外顾客,营业额逐年上升。但丁并不满足,仍然不断创新。在现有的10多只西点、50多种西菜的基础上,继续引进法式蜗牛、西式生猛海鲜、司盖阿盖(日式火锅)。现在,该店的拿破伦布丁被市东亚集团定为一户一品。丁姜风获1988年度市三八红旗手,1989、1991年度区优秀党员的称号。1990年该店被评为区文明单位。
三、汤一民
上海苏艺窗帘绣品厂厂长。1985年,绣品厂产品销路疲软,职工每月只得数元奖金。这时,汤一民被推上了领导岗位。汤一民一上任,就作出将普通机绣品改为国际流行的电脑机绣品的决策。对此,有人赞同,有人担忧。汤一民统一全厂思想,决定工贸联营,以求生存,同时用补偿贸易的方式,购买先进设备,使产品升级换代,走上与时代发展同步的经营之路。1985年,汤一民从日本首批引进12台电脑多头刺绣机。当年产品就打入美国市场,出口产值450万元,创汇140万美元,企业利润49.6万元。1986年又引进同类刺绣机24台,完成出口产值588万元,创汇170万美元,利润102万元,企业成了“百万富翁”,汤一民被评为优秀厂长。
1987年,根据市场信息,汤一民又引进24台绣花机,他日夜辛劳,洽谈贷款,研究布局,扩大工厂,培训工人。3月初机器到厂,当月底即投入生产。1988年,工厂完成产值1309万元,创汇300万美元,创利322万元。工厂已拥有固定资产1000多万元,厂房4400平方米,职工550人,多头电脑刺绣机问台,日产2196条,成为全国机绣行业中规模最大、设备齐全、产量最高的企业。
汤一民为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不满足原大专学历,又专门学习会计原理和企业管理。他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经常在车间研究操作和维修技术。他还应外商要求,改变生产工艺,做成高难度产品,适应市场需要。汤一民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1988年下半年,又与青岛第二刺绣厂横向联营,使生产又上了一个台阶。
1987、1989年汤一民被评为市劳动模范,并获得1989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第六章 党的纪律检查
1950年6月区委设立区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56年3月,区委召开扩大会议选举产生区监察委员会。1959年6月,改为区委监察委员会。1963年5月,市委决定撤销区委监委,建立市委监委常驻区委监察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7年1月监察组被迫停止工作。1979年7月恢复区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83年9月,改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中纪委规定为区一级组织,以后由区的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一节 党风党纪教育
1950年12月后,对党员的党风党纪教育,主要结合镇压反革命、“三反”、粮油棉布计划供应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党的中心工作开展,要求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并结合违纪案件的处理和典型事件的通报,教育全党,保证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
通过“镇反”、“三反”等运动的纪律教育和违纪案件的处理,全区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一些丧失立场、损公肥私、贪污腐化等违纪行为受到应有的处理,官僚主义作风受到深刻批判,划清了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得到加强。
在粮油棉布实施计划供应过程中,党内经过教育,明确实施计划供应是具体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政策,纪律观念都有了提高,绝大多数党员不仅自己不去抢购,而且劝阻家属也不去排队抢购,保证了党的政策的顺利实施。
在完成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遣中,党的纪检工作重点是保证对私改造政策的正确贯彻。主要采取重点深入检查和通过典型事件处理通报,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向全区党员和群众进行一次党在过渡时期中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的教育,有效防止和克服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滋长和发展。
1957~1965年,党的纪检工作先后围绕增产节约、整风、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简称“双革”)和社会主义教育等党的各项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针对党内存在的违纪情况和错误倾向,积极开展纪律教育。通过这一时期的党风党纪教育和市、区典型案例的通报,广大党员对监察工作的方针、任务有了进一步的明确,提高了对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积极性,共揭发出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贪污盗窃、腐化堕落以及生产上严重损失浪费、弄虚作假、乱招乱用劳动力、商品“走后门”等违纪案件共1216件。
1967年1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党的各级组织处于瘫痪,党风遭受严重破坏,党的纪检工作也被迫中断。
1979年区委纪委恢复后,积极贯彻“教育为主、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对党员进行党风党纪教育,增强党性,端正党风,提高党员政治素质,以适应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加速发展经济、改造和振兴杨浦的需要。
1980年3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公布以后,以办学习班、上党课等形式,轮训了16500多名党员和干部,提高了执行《准则》的自觉性,增强了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的自觉性。
针对1984年第四季度出现的党政机关、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滥发奖金、补贴、实物,违反规定用公款请客送礼,以赞助为名乱摊派、乱涨价,向基层单位索要钱物等几股新的不正之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的文件精神和区委、区政府制订的有关《规定》,各级党组织对新的不正之风作了认真清理。举办县团级干部党性教育读书班和各种短训班以及《反腐蚀教育展览会})等,联系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材料,对党员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通过教育,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进一步加深了对端正党风的重要性的认识,普遍制定了党风责任制,逐步形成全党抓党风的局面。
198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少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出现“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以及“上有政策,我有对策”等错误倾向。区纪委以举办读书班、轮训班、党课等形式,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共产主义理想、党的宗旨、全局观念和组织纪律性的教育,对引个典型违纪案例作了剖析,编写了《严峻的考验、沉痛的教训》等8个教材,供各级党组织通过“三会一课”对党员进行教育,起到了举一反三、以做效尤的作用。
1988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呼达后,各级党委、纪委进一步开展了以廉政为重要内容的党风建设,对党员、干部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廉政教育。根据区委要求,区纪委起草修订《杨浦区关于对区五套班子党员干部加强监督的若干规定》,并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区实际,制订了《杨浦区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保持廉洁的若干规定》。各基层纪委也协助党委和行政联系本单位实际,制订相应的廉政规定,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置于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之下,严格要求自己,起模范带头作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及时组织全体党员学习中纪委《关于严明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通知》和市纪委《关于对参加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共产党员给予党纪处分的意见》,对党员进行了政治纪律的教育,引导党员认清这场政治风波的性质,自觉遵守和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前列。全区广大共产党员经受了这场斗争的严峻考验。
贯彻中共中央纪委关于清理党政干部违纪违法建私房和用公款超标准装修住房的通知精神,从1990年9月起,重点对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住房情况进行调查和清理。结合清房,区委建立领导干部住房情况申报制,全区26名局级干部和338名处级干部作了申报,并向处级单位通报了区五套班子领导自查情况。通过清房,推动和促进了有关单位建立和健全住房分配方面的制度,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一次党风党纪教育。
第二节 案件检查处理
区委纪委建立后,紧密结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检查基层党组织、党员对党纪国法的贯彻执行情况。在案件处理中,认真贯彻党的“严肃谨慎,分别对待”的方针和“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通过案件处理,不仅教育犯错误的党员,也使全党受到深刻的教育。
1953年,配合“新三反”斗争,处理违纪案件20起,对机关内少数领导强迫命令、压制批评的严重违纪事件的处理,推动了机关工作的改进和民主制度的建设。1954年,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重心转向工厂中影响生产发展和阻碍社会主义改造的典型事例,公开处理大成橡胶厂代理党支部书记、候补党员顾承德蜕化变质,接受资方贿赂,包庇资本家施行“五毒”的错误,开除其党籍,并向全区通报,教育全党引以为戒。
1957年,在整风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整风补课中,错划了一批右派。两年中党员受党纪处分的共501人,其中开除党籍247人,受其他党纪处分254人。1959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反右倾、鼓干劲,检查党员干部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方面的所谓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又错误处理了一批党员。
1962年开始,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对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甄别。其中党员受党纪处分的675人,甄别结果:原处分不变的454人,占67.26%;减轻处分的50人,占7.41%;取消处分的171人,占25.33%。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端正,甄别工作很不彻底。
1963年后,围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查处贪污探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等违纪案件。1963~1965年,党员受党纪处分的180人,其中开除党籍64人,受其他党纪处分116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区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根据“有错必纠”的原则和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宜带不宜严”的方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及历史上受到党纪处分有申诉的案件进行全面复查。区委先建立专门的复查办公室,区委纪委恢复后,由纪委负责完成复查任务。通过复生万没冤假错案和改正历史上错误处理的老案,使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在“文化大革命”前被错误处理的党员、干部恢复
了名誉,一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
1979年7月区纪委恢复重建后,把查处违纪案件作为严肃党纪的中;心环节。到1990年底,根据“从严治党”的方针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的要求,查处党员的违纪案件,给予各类党纪处分的共288人,内开除党籍的43人,给予其他党纪处分的245人(见附表)。违纪案件中有贪污、受贿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有建房、分房、管房中的违法案件.有生活上腐化违纪案件。维护了党规党法。严肃了党的纪律,纯洁了党的组织。
第七章 党的统战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区境内建立地方组织后,就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党在五卅运动中,领导工人联合学生和商人结成反帝总同盟,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的联合斗争。民国21年(1932年)一二八湘沪战争和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区境内的党组织以工人为主体,团结各界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各种斗争。抗战胜利后,又一起进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争取和平民主、反饥饿、反迫害等斗争。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沪东区委派人或写信向工商界等各方人士宣传党的政策,争取部分厂主和高级职员支持参加护厂斗争,反对搬迁,迎接解放。
上海解放后,历届区委书记都亲自做统一战线工作,把统一战线政策教育作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1951年8月,建立由区长兼任部长的区委统战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以生产为中心,巩固人民政权为目的,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加强党与非党的合作。先后协商选举建立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和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共商区政大事,推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的顺利进行。宣传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支持天主教、基督教信徒的反帝爱国“三自”革新活动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关心并妥善安置少数民族和归侨。工作重点是贯彻党对私营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以及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积极引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民建和工商联骨干的带动下,到1956年实现了全区各行业公私合营,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
1956年后,统战工作的重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对民主党派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帮助建立6个区级组织,发展一批成员。1956年区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时,协商安排代表性人士进入区政协加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对工商界和知识分子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建立社会主义学院,加强政治学习。对各条战线的非党干部,强调合作共事,有职、有权、有责,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1957年开展整风反右,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在工商界和知识界中错划了一批有派,挫伤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1960年起,注意纠正“左”的错误,发扬民主,调整关系。“文化大革命”中,区委统战部和区政协等都被迫停止活动,党的统战工作遭到严重破坏。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党的统战工作逐步恢复。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面拨乱反正,统战工作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民主党派的组织和成员迅速发展,多党合作的渠道和层次进一步扩大。党的宗教、民族、侨务和对台等各项政策得到落实。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构想,各民主党派和海内外爱国人士,发挥各自优势,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发展区的经济和科、教、文、卫事业,加速城区改造,沟通两岸关系,爱国统一战线得到了最广泛的发展。
第一节 私营工商业者工作
一、引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解放初,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和“二六”轰炸,区境许多工厂、商店面临困难,私营厂大部分停工或半停工,不少资本家消极观望,劳资关系紧张。区委和区政府本着对私营企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在市有关部门增加加工订货、代纺代织任务,调整公私关系基础上,组织工商界人士学习时事政策,提高爱国思想,树立发展生产信心。使一批有实力的工商业者从境外运回原料,调回资金,恒丰纱厂资本家从香港运回4000担棉花。区委号召工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发动工人以主人翁精神,增加生产,减低工资,团结资方共同克服困难。正泰橡胶厂解放初日产轮胎12只,1951年增达133只;申新六厂3个月节约原料9.5万元。许多厂扭亏为盈,工商业明显好转,区内私营工商业户增加。接着组织工商界学习《共同纲领》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各业呈现兴旺发达景象。
1954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国家《宪法》颁布后,工商业者通过学习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针政策,从惶恐、担心变为意识到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要自己把握前途。一些代表性人士认为“迟走不如早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于是纷纷申请公私合营。中国电工厂包迪生,正泰橡胶厂洪福荣、抄少振率先申请合营被批准。仁德纱厂严庆祥在以他为董事长的华丰棉纺厂批准合营后,接着也要求对仁德厂合营。在工商界代表性人士的带动下,区妇联组织资本家家属学习,宣传政策,消除顾虑。到1956年初,全行业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
二、合作共事,参与建设
公私合营后,区委执行党的合作共事、有职有权有责的政策,对私方人员实行量才使用、一般不动的原则。计有406人担任独立、中心厂厂长、经理,77人任科长;区店经理55人、股长门人,其余绝大部分仍在原单位任原工作。此外,高薪不动,定息7年不变,工商业者普遍表示满意。1956年7月,建立工商界政治学校区分校。1960年开办社会主义学院,以工商业界为主举办了11期,学员2106人。
为贯彻国家“包一头、包到底”,要求工商界“顾一头(指改造),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的方针,由区政协、区委统战部组织工商界等代表性人士参观武汉、井冈山、崇明围垦农场等地的建设,让他们看到干部、工人艰苦奋战的干劲,推动了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1963年度工商业者评上先进称号的165人,其中市级先进18人,局与区级20人,公司级29人,企业级98人。坚定了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原工商业者经受了不应有的冲击,但代表性人士还是坚信党和社会主义。从1956年起担任副区长的严克(原工商业者)在区民建、工商联的报告中表示“由于党17年教诲,在妖雾弥漫的岁月里,我们还是坚信党,坚信社会主义道路是光明的”。
三、落实政策,发挥所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肯定了资本家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同时,又在原统称的私方人员2687人中,划出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2126人,占79.12%;复查平反原工商业者冤假错案9人;发还“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财物436人、107万元;发还被扣减工资661人、87万元;被暂列编外的416人,补发工资14万元;发还被占私房门人、3934平方米。
在此期间,组织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重新学习党的统战政策,增强了对党和政府的凝聚力,调动了积极性。 1980年,由原工商业者集资成立的上海爱国建设公司杨浦区分公司,与区有关部门先后合办美的化妆品厂、富丽服装厂等13家企业,自办企业4家,到1990年累计利润5588万元,上缴税收6765万元。区民建、工商联积极组织懂经济与有管理专长的老会员,开展经济技术咨询服务工作,先后为区内外完成678个项目,参加咨询人员2949人次,受咨询单位获利2730多万元,其中成绩突出的有敦煌制烛厂、大华肉制品厂等单位。
第二节 民主党派工作
解放前,区境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国农工民主党,4个民主党派成员共80余人。主要分布在工厂、学校,与中共一起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进行护厂、护校,搜集情报资料,迎接解放。
解放初,区委执行《共同纲领》,实行多党合作政策。1951年2月起,区境民主党派成员28人先后参加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区协商会委员13人、副主席3人,共商抗美援朝、普选等区政大事。
1956年,各民主党派先后建立或筹建区级组织,并增加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和九三学社(简称九三)两个党派组织,6个民主党派成员发展到246人。同年,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1957年初,经中共区委建议,各民主党派区级组织负责人增补为区政协委员、常委。疏通了团结合作、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渠道。
1960年后,区委对党派工作执行了“一放手、二领导(指政治领导)”的原则和“三自”卿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卿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方针,以“神仙会’”(自由交谈,发扬民主,和风细雨地讨论问题)方式开展活动,各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界人士又开始活跃起来。
1961年9月区四届人民代表和区三届政协委员中,民主党派、各界党外知识分子共有307人,占总数的40.34%;其中区人民委员16人(含副区长4人),政协常委45人(含副主席6人);扩大了团结合作、协商、监督的面。1962年区委组织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共936人学习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收到4797条意见,都作了认真处理。同时,建立了由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参加的“双周座谈会”制度,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市委重大方针政策,沟通思想,通报区的重要工作,听取意见建议,协商区政大事,交流各自工作情况。
1959~1963年,由区政协、统战部组织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性人士,对各个时期中心任务、方针政策和统战方面重大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共召开各种专业会议122次,参加者2268人次。组织参观外省和市内的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和井冈山等地共54次,计6313人次;组织在区内各条战线视察们次,计2000多人次。使他们开阔眼界,了解困难,看到工农群众的干劲,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
“文化大革命”开始,区政协被迫停止活动,民主党派及其成员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但民革主委程子敏等人士坚信“党的统战政策不会变,无法无天横行不法的日子长不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统战工作进入新时期。1979年区政协和民主党派恢复了活动。1982年后,党对民主党派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以及“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了民主党派是同中共通力合作,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区委支持民主党派的组织建设,并要求基层党组织支持他们的发展工作和组织建设。区社会主义学院为他们轮训新成员和培训骨干,发挥民主党派联合党校的作用。推动民主党派在工作和学习中物色培养骨干,充实各自的区委会,1983年起各党派配备专职干部,建立办公室,健全组织机构。1989年又成立了致公党区支部。1990年底民主党派成员已发展到1207人(民革148人,民盟231人,民建274人,民进161人,农工202人,致公25人,九三166人),比 1980年的505人增加1.4倍。其中已参加中共的38人,占3%;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的735人,占门%。基层组织共有70个。
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渠道。1980年设置区人大常委会权力机构时,常委中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界人士占三分之一,其中担任副主任的2人。同年,第五届区政协委员中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界人士有192人,占总数的54.1%;其中常委(含副主席5人)50人,占61%。1990年第八届区政协党外比例略有增加:委员占55.6%,常委占64.1%(含副主席4人)。并有2位党外专职副主席在政协办公,共同领导政协工作。常委会的内容每年增加2次听取区政府工作通报,提出意见建议;区政协工作组升格为工作委员会,区政府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协商、听意见;就区政主要工作召开专题座谈会,请民主党派和有关知识界人士组织专题调查,提出问题和改进意见。视察的面也较过去扩大,有影响的意见作为提案处理。
区委自1984年起坚持“双月座谈会”制度,邀请民主党派、工商联、侨联负责人和宗教、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就中共的整党、纪检、党代会工作报告和区的重要问题向他们通报和征求意见,作为“肝胆相照”、“互相监督”的重要内容。1986年后,邀请各民主党派列席区党代大会。制订了党外人士阅读文件的制度,凡中共中央、市委、区委的文件,除纯属党内的外,都可以阅读。区政府有关部门的文件,凡与民主党派有关的均发给他们,便于知情出力。建立有统战部参加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席会议制度,交流工作经验,沟通思想,协调关系,协商需要解决的问题。
鼓励民主党派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支持民主党派、工商联开展各种经济活动、经济技术咨询和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校、培训D班;支持他们开展海外联络工作为改革开放、“一国两制”服务。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于1988年6月成立了杨浦区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交流信息,广泛合作,增进友谊,提高素质。
第三节 海外统战工作
杨浦、榆林两区海外统战工作始于1956年。区政府建立侨务部门,为归侨、侨眷服务。同年,区委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1960年两区合并后,由统战部兼管对台宣传工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了对外开放、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简称“三胞”)本着爱国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建设作贡献。区委由统战部门宣传落实好“三胞”及其眷属的政策;加强党内外的海外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面向“三胞”讲爱国主义,开展民间往来,加强联谊活动,协助“引进”工作。
一、落实政策,关心生活
区内1990年有“三胞”与外籍华人的眷属共2.3万多人,他们在海外的亲友有1.19万多人,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1981~1990年,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等都落实了政策。清理了归侨、侨眷的档案410份。对因有在台关系影响入党、参军、分配工作等的83户,给以肃清影响。复查历史老案49件,分别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依法归还侨房产权33户、台胞、归侨的住房有57户得到调整和改善。对夫妻分居两地、子女升学和就业、极少数生活水平低于中等水平的台胞,以及“三胞”来区定居所遇到的问题等,都按规定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二、宣传政策,加强教育
区委贯彻放宽视野、广交朋友、长期打算、以诚相待的方针,广泛宣传海外统战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和深远意义,肃清干部中“左”的思想影响消除“三胞”眷属的疑虑。1982~1990年全面开展海外统战工作过程中,采取传达上级精神,作形势报告,举办政策讲座,组织宣讲队、学习会、座谈会、参观图片展览和节日活动等方式进行宣传活动。台胞、台属和有关干部参加者共7.57万人次。通过政策的宣传和落实,“三胞”眷属积极向海外亲友加强联系,转达改革开放,祖国发展的概况和“一国两制”的方针。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台胞、归侨和“三胞”眷属向海内外亲友写信2341封,打电话208次,报导实情,消除亲友的疑虑,促进海外联谊工作。区海外联谊会编有《情系海内外》的小报,报导来沪经商、合办企业、成员动向、会务活动等信息,以增进友谊和情思。
三、建立群众性的民间对外联谊组织
区各民主党派建立对外联络组(委员会)。1982年联络员近400人,其中骨干60多人。1986年9月归侨、侨眷在工作委员会基础上成立“杨浦区归国华侨联合会”。1987年8月建立“控江中学侨生校友会”;在香港的该会会长王勉英,于同年在港成立“校友会香港分会”。1986年5月成立“黄埔军校上海市同学会杨浦区联络组”。1988年9月在台胞、台属联络组的基础上成立“杨浦区台胞台属联谊会”。1990年5月18日建立“杨浦区海外联谊会”,设有名誉会长、顾问、正副会长、理事共110人,其中三分之一是美、英、日、德、印尼的华侨和台、港、澳同胞。这些组织的活动,开创了海外统战工作新局面。
迎来送往,丰富联谊活动。 1985年起“三胞”尤其台胞和外籍华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旅游,贸易合作日益增多。为了适应形势,1987年10月,区委、区政府设立有专职干部的台湾事务办公室。至1990年共接待6700多人次,其中台胞2900多人次。各联谊组织和人员,在迎来送往中采取座谈会、聚餐、陪同参观和洽谈贸易或投资合作等多种形式,使更多的人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建设的实况。1989年4月台湾女作家三毛在交谈中说“我历游了55个国家,今天到故乡,大陆的人情味浓,感情真挚。大陆确实发展很快,比听到的好,坚持下去一定大有希望”。控江侨生校友会建立,增强侨生爱国爱乡爱母校的情思,经常来沪经商,探亲、探友、探母校并馈赠教学设备。
在开展“引进”与外贸工作中,1988年区侨办、民建区委会和工商联共同举办“发展外向型经济基础知识”学习班、“外贸实务知识”讲座。发挥“三胞”眷属的优势,依靠他们引进资金和出口创汇。1984~1990年,他们为上海市、杨浦区进行合资合作项目34个(区属单位6项)总计引进资金8124万美元和461万港元;贷款50.5万美元;出口创汇叩75万美元和700多万港元;引进设备和精密零件付汇679万美元。同时,侨汇也每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三胞”来区探亲、访故中,发扬爱国、爱乡、热爱文化教育和福利事业的精神。香港陈占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为故乡筹建“浦东图书馆”,于1986年10月落成开馆,并多次赠书;又在沪东中学、其昌残小学设奖学金,馈赠教学设备。香港远东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胡雪年,为其故乡筹建“进涛小学”,1990年9月1日落成开学。美籍华裔应行久的夫人应金玉堂等向市、区社会福利事业捐款现金和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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