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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催办单

深度报道

杨浦的“第三次机遇”:科创

《东方早报》2015年8月6日特刊08版

从2003年开始,杨浦从工业杨浦向知识杨浦转型。2010年,杨浦又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路。如今,上海出台22条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杨浦区被定为“科创中心的重要承载区和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万众创新示范区”,杨浦区迎来了第三次重要发展机遇。

杨浦区委书记诸葛宇杰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杨浦是离得比较近的,而且是有实践的基础的,我们理应承担相应之责,把这篇文章做好。”

 

杨浦有57位两院院士

东方早报: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杨浦区在这方面拥有哪些资源和基础条件?

诸葛宇杰:杨浦的科技资源、创新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杨浦有10所高校,本科生占到全市的将近五分之一,研究生占到全市将近三分之一,这是杨浦最宝贵的人力资源。杨浦国家级的工程技术中心和实验室一共有22个,占全市比例是11%;国家级的工程实验室和上海市级的实验室是33个,占了全市的22%,也就是五分之一;在杨浦工作和生活的两院院士有57位之多,占全市的三分之一,上海占了全国的11%,我们做了个计算,也就是说,全国每百位两院院士当中有将近4位是生活或工作在杨浦,可见比例之高。上海引进的国家级千人计划,杨浦有135位,也占到全市的五分之一。杨浦有国家级的大学科技园7个,各类的大学科技园有20个,国家级的大学科技园占到全市的50%,创新创业载体的面积也比较大,将近200万平方米。

 

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

东方早报:杨浦在科创中心建设中分工是什么?承担何种角色?

诸葛宇杰:上海市委市政府对杨浦做了非常明确的定位,那就是打造科创中心的重要承载区之一,并且要求杨浦成为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万众创新的示范区。面对科创中心这样一个重要机遇,杨浦人还是很振奋的。我们觉得,离上海老的四个中心(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杨浦似乎离得比较远。但是这次上海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杨浦认为是离得比较近的,而且是有实践的基础的,我们理应承担相应之责,把这篇文章做好。所以今年我们区委工作有五句话,第一句是科创中心争机遇;第二句是一号课题抓落实;第三句是基础设施补短板;第四句话是“十三五”规划绘蓝图;第五句话是从严治党是保证。

 

牢牢抓住第三次机遇

东方早报: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对杨浦区意味着什么?

诸葛宇杰:杨浦原来是老的工业城区,随着整个上海城市的转型和产业的重新调整,2003年上海市委市政府给杨浦一个很重要的定位,叫知识创新区,杨浦开始了从工业杨浦向知识杨浦转型。杨浦区的第二次重大机遇出现在2010年,国家科技部命名杨浦区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当时全国只有20个、上海只有1个。2003年,我们的地方财政收入才11个亿,到2010年是50个亿,2014年年底85个亿,经济实现快速增长,这两次转型对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次上海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杨浦要在前两次改革创新的基础上,牢牢抓住这第三次的宝贵机遇。

我最近也在考虑,要做好科创中心这件事,有三件事一定要牢牢地把握好,第一,一定要牢牢把握好它的精髓、思想观念,创新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开放是动力,放开是支持,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实事求是,这个思想观念一定要牢牢坚守;第二,一定要牢牢地把握作为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营造环境、建立机制;第三,一定要牢牢把握市委市政府对杨浦的定位,这个定位就是万众创新的示范区,打造上海科创中心的重要承载区。

 

“3310计划”吸引高外人才

东方早报:22条意见提出要构建和开启大学生众创模式,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氛围,在鼓励大学师生创业、吸引国内外创新人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杨浦区有何具体政策和举措?

诸葛宇杰:我们构建了“创业前-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的创新创业服务链,为创业者提供由零成本创业和专家指导,到低成本创业和无偿专业服务,再到资本引导、对接和精细服务的全过程帮扶。

杨浦在人才方面也做过一些探索,比如说对于海外的归国人才,杨浦有“3310计划”,这是杨浦作为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的总体目标,即通过实施“百千万”工程、人才环境工程、主导产业集群发展工程等三大工程,实现三大目标,并推出与之配套的十项政策。

在十项配套政策方面,杨浦区根据创业人才的创业项目专业评审结果,可给予相当数量的创业启动资金,由企业注册所在地提供50-200平方米经营办公用房,给予定额租金补贴;高新技术产品产业化生产过程中流动资金不足的,经审核评估,可给予两年期最高200万元的信用担保贷款。符合基地产业发展导向、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可给予两年期最高500万元贷款额度以内的贷款贴息;享受重点扶持的创业企业如创业失败,按创业项目持有人本人在企业注册资本金中第一次实际现金出资金额的30%,最高100万元标准给予创业风险补偿;创业人才在杨浦区购房的,可按创业项目评审分类标准给予最高50万元的购房补贴,或给予三年共10万元租房补贴,对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的,可给予最高200万元的购房补贴。杨浦虽然财力还不是很雄厚,但在这方面却是肯花代价的。

诸葛宇杰:“2003年上海市委市政府给杨浦一个很重要的定位,叫知识创新区,杨浦开始了从工业杨浦向知识杨浦转型。2010年,国家科技部命名杨浦区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这一次上海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杨浦要牢牢抓住这第三次的宝贵机遇。”

 

“3310”计划:引来清华“三剑客”入驻创业

中央“千人计划”入选者顾晶和“英语流利说”联合创始人王翌、林晖,都是清华大学1999级电子工程系的同学,三人同时赴美留学,在美国名校获得博士学位。如今,他们都在上海杨浦区创业,被称为杨浦区的清华“三剑客”。

1999年,顾晶、王翌和林晖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顾晶和王翌还是同班同学,三人同时赴美留学,顾晶考入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王翌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系,林晖则到了华盛顿大学电子系,分别攻读博士学位。

读博期间,顾晶从事超高分辨信号处理研究,研发出色彩弥散矩阵技术。这种技术能在不改变子像素最小尺寸的情况下,大幅提高图像显示的分辨率和对比度,同时保持色彩饱和度。顾晶觉得,如果把这项成果产业化,能应用于手机屏幕等多种显示屏,中国手机市场又这么大,他打算博士一毕业就回国创业。

对于为什么会选择在杨浦区注册公司,顾晶有其理由:这里离市中心近,有许多知名高校,创新创业氛围好。根据杨浦区扶持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的“3310”计划,顾晶拿到了100万元创业启动资金,住进了80多平方米的人才公寓,每月租金仅需400多元。

同窗好友创业成功的消息,让王翌很受鼓舞。2011年4月,王翌回到上海,加入易传媒公司。在易传媒,王翌发现了移动互联网英语学习的巨大市场。“我当时想,人们愿意对着手机唱歌,应该也愿意对着手机练英语口语吧。”他联系上在谷歌研发语音识别技术的清华同学林晖,确认技术上可以实现在移动端为英语口语打分。王翌立即行动起来。

“顾晶在杨浦干得不错,那里的政策和服务很务实。”2013年5月,上海流利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杨浦区复旦科技园注册成立,其创业团队开发出的“英语流利说”App在2013年末被苹果公司评为年度中国区“App Store精华”,并被预装到苹果专卖店的展示手机上。去年6月,公司获千万美元A轮融资。

和顾晶一样,王翌也申请到了杨浦区“3310”计划A类扶持待遇。 (记者 俞凯)

 

 

“创业五角场”想做“上海中关村”

《解放日报》2015年8月9日头版头条

五角场有一个梦想,就是通过功能区内各方努力,未来能像中关村一样,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创业区之一。

“创业,就去五角场!”

不久前一个周末,第二期“创业五角场”故事会在复旦大学科技园内的一点咖啡举办。原本30多人的交流会,涌入180多人,把咖啡馆挤得满满当当。资深创业者在台上分享创业故事,让大批刚开始创业的人听得入迷。

 

办故事会,引出了创业联盟

故事会由街道发起、园区配合、创业组织和创业者参与。“五角场要做杨浦的内核,把创新创业的DNA复制到全区。”这是杨浦区区委书记诸葛宇杰的愿想。

这样的愿想有底气。作为杨浦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的“五大功能区”之一,五角场集中了大量创新创业要素,可以成为杨浦科创中心建设重要承载区。在“科创中心22条”指引下,功能区内的五角场街道与周边高校、创业园区、实训基地、孵化器有机互动,创新工作思路,营造创新创业环境,旨在共同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万众创新示范区。

类似“创业五角场”故事会的活动,就有很多。而各方之所以可以高效匹配,得益于五角场街道出面搭建的“8+2+X”创业联盟。

五角场聚集的创业创新资源,不仅有杨浦科技创业中心、复旦大学科技园等8个科技园区,还有中国(上海)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杨浦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服务中心2个国家级创业扶持基地。此外,如INNOSPACE、IPO创业咖啡、乔杰创等创业孵化器、创业支持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把资源集中起来的“8+2+X”创业联盟,使原先分割的资源叠加组合,一下子变成了五角场地区的资源,可以合力唱响“创业五角场”。

去年一号课题取消街道招商功能,街道可以更超脱,做服务。今年“一号课题”提出科创中心建设任务,街道可以搭平台、造氛围。按照杨浦区区长谢坚钢的说法:街道就是要敢于担当、敢于作为,率先探索。

 

营造氛围,让创业组织到台前

政府搭建了平台,营造了氛围,但真正的创业,还是需要创业者的勇气。开头提到的“创业五角场”故事会,让成功创业者走进园区和基地,分享创业案例和经验,让更多人迈出了创业第一步。

演讲的主角之一是周杰,他创办了乔杰创创业服务公益平台,凭借一股激情和多年创业积累的经验,为创业者举办公益性创业讲座和项目路演,因为实用而又“接地气”,颇受创业者欢迎。

周杰长期在不同地区巡回服务,今年到了五角场之后,就再也不愿离开,“这里有其他地方没有的东西”。

对创业组织来说,想搞一场创业者公益活动很难。“走进园区不知道该找谁,就算找到了负责人,人家也不认识你。有时候,连保安都不让你进。”由于场地费昂贵、嘉宾难请、影响力小,创业公益活动很难办下去。

在五角场,情况却截然不同。街道把乔杰创拉入联盟,并且建立起微信群,让乔杰创成为创业服务群体的一员,大家在群里平等对话。想找场地,可以和微信群里的园区负责人直接敲定;要找嘉宾,街道可以出面一起邀请;活动确定之后,街道还会动员“创业五角场”、“上海杨浦”、“创业杨浦”等官方微信“大号”一起转发。创业组织的成本下降了一半,影响力成倍增长,一个小型活动也能吸引数百人参加。

实际上,政府把各类组织纳入联盟,既让创业组织与各类资源平等对话,也打通了创业者的完整服务链。“互联网思维就是平等、共享、合作,街道用互联网思维,让草根创业组织走到舞台中央,可以发挥更大能量,影响更多创业者。”周杰说。在这一理念引领下,创业组织如鱼得水,五角场的创业氛围也更加浓厚了。

“街道参与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建设,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五角场街道办事处主任李正明说,有所为,就是园区不愿做、不能做的事,比如涉及政策、协调、服务等工作,街道要积极承接,主动作为。有所不为,就是园区、创业组织擅长的专业服务,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做好服务,让创业者快乐创业

对于五角场的服务和创业环境,一些创业者体会格外深。

街道干部走访发现,不少科技园区的企业对政府创业扶持政策并不了解、也不太清楚该如何办理。街道和园区合作,把各项扶持创业的政策带给创业者,诸如创业前补贴政策、创业带动就业扶持政策、创业见习基地补贴政策等等,让创业者倍感实用。

为了给创业者提供更大便利,五角场街道还创新思路,为创业者提供“VIP服务”:创业企业和员工只要提前预约,到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即可享受绿色通道,快捷咨询和办理9大类147项服务。街道和创业者的互动,还不止这些。街道发挥“接地气”的优势,穿针引线,让一批创业孵化项目与社区需求对接。“我有外卖”是专做手机订餐的创业企业,街道内的住家老人大多有点餐需求。街道穿针引线,“我有外卖”开设出“爱心敬老”板块,并与商家推出实惠套餐,老人按几下iPad就可以订餐。“今后说不定能开发为老服务的细分市场。”“我有外卖”行政总监林影说。类似地,五角场环岛交通信息化、社区老人健康智能手环等项目,让创业者和社区实现了双赢。

“在五角场功能区内,搭平台、造氛围、做服务,少不了街道。一些事由街道牵头组织,各方更容易聚起来,效果也更好。”Innospace孵化器负责人张延军说。

五角场街道党工委书记余翔说:“思想有多远,服务就能做多深。”回顾起来,街道为打造万众创新示范区,思想上也经历了转变。“当初,很多干部连VC(风险投资)、IPO都听不懂。后来转变观念,告别了朝南坐的思想,看到了街道能为创业者做的事,也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五角场有一个梦想,就是通过功能区内各方的努力,未来能像中关村一样,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创业区之一。(记者 孟群舒)

 

 

好东西是“养”出来的

——杨浦鞋钉厂的老厂房正萌发新业态

《解放日报》2015年8月4日头版头条

 

 

 

 

 

 

 

 

不少商户的入驻为鞋钉厂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堵斑驳的墙面上,遒劲的树干骑墙而下。抬头一看,整个树冠却在高墙之外。树干上生出些许绿叶,与古旧的砖瓦相互映衬。树下一汪清泉涌动,发出潺潺水声,几尾红色的金鱼在池中悠然游动,充满了生命的韵律。

  这般景象,就藏在杨浦区昆明路上的鞋钉厂老厂房内。

  现在,它们已成为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原作设计工作室的一角。

  鞋钉厂的厂房,闲置了十几年,因为等待拆迁,曾有一时,垃圾堆得足有半米高。2012年,采铂文化传播公司王立民第一次到这里,一眼看中。“这让人想到吴哥窟,植物和古老建筑的融合。你无法在新建筑里看到这些奇迹。”王立民说。

  历史是老建筑最有价值的部分。王立民如数家珍:这里最早的一栋厂房建于1937年,然后是上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两栋楼建成于80年代初。一个鞋钉厂,浓缩了好几个年代的建筑。“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鞋钉厂。它们是城市的一部分,每一栋楼都有故事。如果把它们拆除,就等于把一段历史擦掉了。”于是,2012年,他与产权方签下了长期租赁协议,并邀请法国、意大利等多地的设计师投标,最终形成了亚町创意工坊的改造方案。

  进入招商阶段,考验接踵而来。原作设计工作室看中了1937年的D号楼和屋外的景致,另一位老外同样青睐老房子,希望租下来做餐饮,而且出价更高。

  在短期利益和长期价值的博弈中,D号楼最终交给了原作工作室。张姿和章明两位同济设计师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坍塌的坡顶自然形成了阳光充沛的院落,原本闭塞的厂房变成了通透的办公空间,绿植、水景的加入,让空间更添灵动。章明坦言:“作为创意性的行业,一个个想法和创意的产生往往源于片刻的放松。老厂房恰恰提供了随时能体验到的轻松和惬意。”

  不仅如此,D号楼改造,还一举捧得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建筑保护与再利用类银奖。不少客户纷至沓来,工作室也增加了老厂房改造设计业务。

  紧接着,体量最大的A号楼,被美国500强企业李尔中国租下,作为技术中心。B号楼的一楼租给了两家摄影公司,楼上则交给一家设计公司和另一家德国建筑公司。C号楼同样以影视和文化企业为主,还特别留下一部分空间作为“微文创”。就在今年5月23日,亚町文创空间正式开幕。今后它既可作为园区企业展示的平台,也会定期展示大学生和艺术家作品,目前每周活动不断。

  老旧的厂房之下,崭新的业态在萌发,无限的创意在萌动。过去,不少老厂房改造为创意园区,但由于盈利模式单一、周边配套设施差,一些开发者为追求短期利益,在改造时忽视品质,甚至把老厂房改为盈利快的白领公寓、交易市场,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有的适得其反。

“好东西都是‘养’出来的。把老厂房的故事发挥到极致,再把舒适度做到最好,做出特色、做出差异,才是一流的改造。”王立民说。

 

记者手记 让老建筑有新生命

  城市从历史中走来。老建筑浓缩了一座城市的历史,彻底拆旧建新,并不是城市发展的最佳路径。赋予老建筑新的生命,是一条可行路径。

  把老厂房改造为创意园区,已非新鲜事。创意园区曾遍地开花。经历了时间的检验,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园区的优劣往往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博弈的结果。没有宽阔视野和长远追求、只注重眼前的物质回报,往往会走偏——不仅业态落后,经济贡献度低,而且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

作为中国工业的发源地,上海至今仍保留了大量老厂房资源。通过高品质开发,让有故事的老厂房,孕育出新的业态、激荡出创新创业的新氛围,应成为我们的共识。(记者 孟群舒)

 

 

唤醒了“沉睡”的邻里空间”

《解放日报》2015年8月15日头版头条

从堆满杂物的逼仄楼道,到一条绿意葱茏的“生态走廊”,距离有多远?从人人“自扫门前雪”,到一家老人有困难整个楼层都照顾,要花多少工夫?杨浦区江浦路街道姚家桥1047弄48号楼开展楼组自治的经历告诉你,转折点可能只是几盆花草。

楼道虽窄,但人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远,邻里关系逐渐淡薄。邻里纠纷、楼道堆物等变得司空见惯。这样的现象能够改变吗?近年来,江浦路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以楼组为平台,探索党建引领的楼组建设和楼组自治,楼组星级达标覆盖率达到99.5%。以楼组自治,唤醒了“沉睡”的邻里空间。

 

向“最后一米”推进

与上海许多居民楼一样,姚家桥1047弄48号楼,走廊被居民瓜分,乱放着鞋、垃圾袋,停着自行车和电动车,还有晾衣绳下悬着的衣服,远远望去灰色一片。你占一寸,我也占一寸,杂物一直堆到电梯口。

转机源于几盆花草。7楼一户居民把自家花草拿出来放在楼道里,其他居民纷纷效仿,你一盆,我一盆,形成了一条“生态走廊”。环境变好,堆物的家庭也不好意思再“有碍观瞻”,开始为绿化腾出空间。几家不愿把堆物处理掉的居民,在楼组长反复劝说下,终于也清理了杂物。

这并非个案,尽管引发转机的“触媒”不一,但在江浦路街道,不少小区都经历了这样的变化。这个“触媒”,“金上海”小区5号楼找到了“志愿精神”,11号楼则找到“健康”,双辽新村22号楼找到了“孝”。在小区里,各种不同类型的楼组自治活跃起来,通过活动开展和互帮互助,重温起“远亲不如近邻”的古训。

面积2.39平方公里的江浦路街道,近10万常住人口,有25个居委会,涵盖了86个住宅小区和1402个楼组。社区形态上,新建商品房小区、售后公房小区、旧式里弄及危棚简屋互为交错,公共环境、住房楼道、小区安全、邻里和睦始终是社区治理的突出难点。“我们发现,以居委会为载体的制度化社区治理模式和以自治家园为载体的社团化治理模式,都存在一定局限,我们需要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更灵活和全面的公共空间。”江浦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姜勇说,这个空间就是楼组。

“楼组应该被视为基层社区治理的最基本单元,最有效的自治平台。”在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刘建军看来,需要发挥其在城市社区中神经末梢的作用,把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推向“最后一米”,把基层社会的治理和服务工作推进到群众家门口。

 

从睦邻到“家的共同体”

现代社会,城市空间承载密度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密度”却越来越小。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脸上越来越冷漠,为丁点小事就能闹上法庭。刘建军觉得,江浦路街道的楼组建设,让楼道这个微观社会单元的“精神密度”变大。“但如果只是以活动和互助维系起邻里间的感情,那还谈不上楼组自治。”

姚家桥2001弄15号楼,一楼楼道墙面上的石灰剥落,影响楼道整洁,有居民向楼组长提议,是否可以由居民自筹经费,给一楼楼道贴上瓷砖?这一提议得到多数人响应,于是楼组共同参与,估算经费,说服少部分不愿意出经费的居民,筹措施工。“因为大家出了钱,都真切意识到这是共同财产,所以格外珍惜。”楼组长李阿姨说。就一项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居民自己发起动议,在楼组里形成决定和方案,并独立解决问题。这一变化,让专家看到了“质”的提升——从被动参与转化为主动自治。

在专家看来,实现自治的楼组,实质上就是一个“家庭化共同体”。

江浦路街道的一部分高星级楼组,已经开始通过召开楼组成员的“家庭会议”,制定“家庭公约”,形成每一位楼组居民的行为准则。同时,他们又有明确分工,由居民选举产生“家长”、“老娘舅”、“家庭医生”等职责,负责“大家庭”的有序运转。这些“大家庭”还组建了服务队,由有特长的成员带队,开展诸如医疗、讲课、法律咨询、电器维修等专业志愿服务活动。

 

楼组长队伍如何建设

在推进楼组建设和楼组自治中,江浦路街道发现,住房类型不同,显著影响了楼组中居民的年龄结构、收入情况乃至生活习惯,进而也影响到对楼组自治的积极性。

“高档商品房中,居民日常生活普遍以自我为中心,个性较强,对楼组的情感较淡薄。”不少从事社区自治的工作人员都有这样的体会,高档社区中的居民收入普遍较高,有相对独立的社交圈,在社区层面有一定的共同意识,但对于楼组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较少依赖。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一些高档社区的楼组自治也开展得风生水起。在姜勇看来,关键还在于楼组长是不是“给力”。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调查也显示,有没有物业公司、楼组规模大小、自治的议题选择等,都会对楼组自治产生影响,不过“居民参与度是自治的灵魂,而楼组自治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楼组长这支队伍的社区动员能力。”

有些遗憾的是,“乐于奉献、对楼组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且“在居民中享有很高权威、有很强社区动员能力”的楼组长,目前还比较稀缺。而大部分的楼组长“年龄偏大、有的身体欠佳”、“缺乏创建特色楼组的知识,只能积极配合居委会开展工作”。

“一方面,楼组长没有报酬,只凭奉献精神,另一方面,楼组长缺乏培训,也是制约这支队伍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姜勇说。

为此,江浦路街道探索成立了楼组长联谊会,42名骨干楼组长纳入其中,探讨楼组自治的经验和方法。在一些居民区,楼组长沙龙也在活跃中。街道还把楼组长的日常管理和业务指导工作以服务外包的形式委托给第三方社会组织。

对于楼组自治的资金问题,刘建军建议,需要提供适当的资金和制度支持。“虽然楼组长带领居民开展自治,是出于楼组的感情而不是金钱的考虑,但楼组长需要通过各种活动动员居民走出家门,活动开展需要资金的支持和保障。并且工作出色的楼组长也应该得到物质和荣誉奖励,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和归属感。”

另外,在专家看来,楼组自治也不是万能的。“诸如有些邻里冲突、楼组安全等问题,仅通过楼组自治是无法解决的。”因此,楼组自治要和自治家园、居委会、业委会等自治平台结合起来,基层社会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善治”。(记者 张骏)

 

 

不招商,打造本地信息门户“安商”

《文汇报》2015年8月8日头版头条

“纵然地球有两个,江浦也只有一个。”“Hi大连路”发布了一篇江浦社区的自我营销文章:一天卖3000个葱油饼的店铺、十年不涨价的面馆业界良心上哪儿找?被四条地铁和无数公交环抱的社区是哪个?全杨浦区优质教育资源最集中的社区之一又是谁?“我大江浦!”

这条推送有1400多人阅读,在过去5个月的文章中排行18。工作在江浦的银行白领奚佳媛隔天就开着小车上双辽路找葱油饼去了。

今年3月3日,杨浦区江浦路街道开通官方微信公众号“Hi大连路”,5个月“吸粉”超1.1万,频繁吸引企业、医院等辖区单位提出合作。街道觉得,这个公众号有望成为全辖区单位的信息门户。

 

通过信息服务与企业打交道

奚佳媛是民生银行社区支行的营销主管,她工作的支行位于江浦路街道的一个商品房小区,支行业务都在社区和周边地带开展。有一次,她用关键词“杨浦”“江浦”搜索微信公众号,找到了“Hi大连路”,就“加了玩玩”。

“Hi大连路”的目标受众一类是本地居民,另一类就是奚佳媛这样的白领。江浦辖区内有个“大连路总部研发集聚区”,是杨浦区西南部一块重要的功能区,集聚了西门子、大陆集团、浦发硅谷银行等众多知名企业,活跃着大量白领。

去年下半年,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课题调研组提出,应该全面取消街道的招商引资职能,强化街道的公共服务力量。今年起,这条建议付诸实施。江浦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姜勇想到要做个微信公众号,“街道停止招商,安商服务还是要做的。少了经济科这个渠道,怎么跟辖区企业打交道?我觉得信息服务是很好的方式。”

今年3月3日,“Hi大连路”上线。初期,工作人员也不免向家人朋友“求粉”。一段时间后,粉丝数稳步增长,到第四个月就破万了。

 

实用资讯凸现本地信息优势

“Hi大连路”尝试了很多话题,其中,本地信息优势明显:第一个月,江浦创业超市、街道招聘信息、社区基金会等文章阅读量遥遥领先。

“关心本地信息的人多,说明粉丝里很多人在江浦工作生活。”负责微信内容管理的邬凤婷开始发布辖区单位的实用资讯。到目前为止,“Hi大连路”阅读量排名前十的文章有四篇跟新华医院有关,“最早发的一篇是停车攻略,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看。后来,听说新华医院要扩建,我们马上决定做微信,去找医院了解扩建计划。”邬凤婷说,为说服医院把“一手权威素材”提供给街道公众号,街道专门找院方恳谈了几次。不止一家辖区单位因为“Hi大连路”和街道产生互动。江浦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曾想开设公众号,向居民宣传家庭医生服务和各类健康教育信息,“Hi大连路”听说后主动邀请他们在公众号上开专栏。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在“Doctor JP”专栏发布文章,介绍白领保健、慢性病防治、康复治疗等医疗养生知识,还通过“微服务”菜单提供专家门诊和家庭医生信息查询。中心主任杨烨说:“最近,我们的中医疗养服务点多了不少白领,他们经常在早晨上班前或中午休息时过来做针灸和推拿。”

 

提供了一个需求发现的渠道

“Hi大连路”的推送,奚佳媛几乎每篇必点。然而,当她得知这是街道的官方微信时,感到有点意外:“说话风格很网络化,没有政府官号的痕迹。”

奚佳媛看中了“Hi大连路”的亲和力和影响力,留言表示希望开展合作。今年暑假,民生银行办了一场名为“小小梦想家”的书画比赛,奚佳媛要从社区寻觅参赛作品,正好家长们也需要暑期活动信息。“Hi大连路”做了活动推广,又发起书画作品投票,迅速“召唤”到大量投稿。由于亲子主题的强大传播力,“Hi大连路”又收获了许多新粉丝。

其他提出合作的企业既有西门子、安莉芳这样的“大牌”,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木工学堂“木作堂”。7月,西门子在江浦开办爱心义卖集市,准备筹款捐赠给街道阳光之家的唐氏综合征患者,“Hi大连路”帮忙吆喝,为阳光之家的受助者争取到更多善款;安莉芳希望在“Hi大连路”开设有关女性健康的专栏;“木作堂”想通过赠送免费体验名额,推广其木艺创造和制作培训……

“微信公众号提供了一个需求发现的渠道,辖区企业主动提出的合作设想,表达了他们对属地的需求,这些和政府‘想当然’的企业需求其实很不一样。”姜勇说,通过“Hi大连路”,街道可以把更多的企业需求和社区公益对接起来,同时服务到辖区单位和社区居民。(记者  钱蓓)

 

 

创业者为何都爱喝咖啡

——杨浦大学路如何成为投资人和创业团队脑力激荡“风暴场”

《解放日报》2015年8月27日头版

在一场政府部门与创业者面对面的座谈会上,区域负责人问创业者“最需要什么”,创业者的回答竟不约而同:“能不能在园区开个星巴克?”

创业者要的并不是星巴克,而是星巴克所代表的咖啡馆文化。为什么创业者喜欢咖啡馆?咖啡馆背后有着怎样的秘密?记者来到素有“咖啡馆一条街”之称的杨浦区大学路一探究竟。

 

咖啡,只是个媒介

大学路,800米左右长,有40多家咖啡馆、创意餐馆,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就在8月,又有一家Do Coffee开门试营业。

在创业者眼中,咖啡馆是孕育新点子必不可少的场所,不少团队一呆就是一下午。每家咖啡馆有什么品种,是什么味道,创业者如数家珍。兆言网络CEO赵斌从硅谷归国创业,大学路是个重要因素。“好几个老美来上海拜访公司,发现大学路居然有美国最新款的‘冰滴咖啡’,立马爱上了这里。”

为啥创业者爱喝咖啡?“咖啡只是个媒介,可以让人坐下来碰撞和交互。通过价值、资源、信息的互换,一起创造新东西。”创客空间开发者姚净行说。杨浦知创投资发展公司总经理杜鹃认为,网络和微信永远不能替代人和人面对面的交流,而大学路恰恰为思想碰撞准备了足够多的载体。

“咖啡馆一条街”变成了创业者头脑风暴、创意迸发的“创客工场”,也成为投资人和创业团队脑力激荡的“风暴场”。仅这点,就让全市其他科技园区颇为羡慕。不少园区按照工业区思路规划,别说咖啡馆,就是生活配套设施都很缺乏。“一栋栋封闭的大楼,怎么吸引创业者?”在这里,还拥有不同阶段企业所需的办公空间:最小的,是众创空间,租1个桌子也行;稍大的,可以去大学路两侧的创智坊,80平方米左右的LOFT; 再往后,是创智天地企业中心、科技中心,面积从几百、几千到上万平方米都有。也就是说,一条路浓缩了企业的生命周期。

 

有咖啡,不等于能创业

“咖啡馆一条街”并非自发形成,它是创智天地规划时专门开辟的一条路。一头连着复旦和财大,一头连着园区,让知识和产业连接。大学路的红火,也非一蹴而就。十年前,少有学生愿意创业,尽管有了一流硬件,却没有目标人群,创智天地冷冷清清,大学路因人气不足,变成了运动品牌折扣店一条街。

初衷,并没有因此放弃。创智天地开始着手培育创业创新文化。比如,设立孵化器,建IPO Club  创业咖啡馆,组织各种创业沙龙和活动,甚至在高校开设创业课程。十年后的今天,大学生的创业热情从2%增长到20%。

这时候,就需要创业外包服务,包括企业设立注册、投融资服务、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等。“大学路要成为创业一条街,就要让创业者和各类创业资源在这条路上交汇、融合,使之产生化学反应,这是关键的关键。而触发这种融合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咖啡馆和餐馆。”上海市云计算创新基地总经理杨苓说。

为了让大学路的氛围更浓厚,真正成为创业者交流的场所,在杨浦区相关部门、五角场街道和瑞安集团多方努力下,2012年率先允许大学路咖啡馆露天跨门营业,并对业态进行调整升级。“为了跨门营业的事,区里专题会就开了很多场。”一位亲历者回忆。创新,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咖啡街,为啥非来不可

当街上有了咖啡馆和孵化器,如何才能让创业者“非来不可”?大学路的原型在硅谷,斯坦福大学旁边就有一条大学路,那是一批批知名IT公司的创业发祥地,也云集了一批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不妨看看硅谷经验。硅谷是创业者的圣地,全球顶尖创业者每隔一段时间必来此“朝圣”。因为,只有在硅谷,才能让创业者获得“补给”。

创业者需要的补给,至少有三种。一是资金补给,也就是科技金融服务;二是信息补给,也就是潜在合作机会和思想交锋;三是产业补给,就是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大学路就是要做创新加油站,要努力提供这三种补给。”杨苓说。

政府的职能是营造环境,实际上,真正能为创业者“加油”的是企业,包括上下游的企业,以及提供各类服务的企业。既然如此,大学路只有进行产业聚焦,把“对的人”吸引过来,让目标人群“非去不可”。经过产业研究,杨浦聚焦IT、云计算、大数据领域,关注相关领域的创新。一批大数据公司陆续落户,更多同类企业纷至沓来。大学路成为细分领域创业者高度集聚的高地,很快形成核心竞争力。从咖啡馆一条街,到创业服务一条街,到产业集聚一条街,大学路今天的创新创业氛围,浓缩了杨浦多年的探索。

随着“科创中心22条意见”等政策发布,大学路也成为升级版创业园区的样本,咖啡馆则成为新型园区的“标配”。

“下一步,大学路要成为创智天地乃至上海的创新轴,还会聚拢更多不同体制、不同方向的‘众创空间’和服务机构,创客们将有更丰富选择,让这里真正成为创业者灵感的孵化地、交流地、展示地。”杨浦科技创新公司董事长官远发说。(记者 孟群舒)

 

 

上海高污染企业整体搬迁改造“提速”

《解放日报》2015年8月18日02版

日前,杨浦区周家嘴路上的中铝上海铜业有限公司第二板带厂内,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卸拆机器。8月底前,厂房占地就将全部交付。该厂关停后,每年可减少用电2500万度,减少粉尘排放2吨左右。记者从市环保部门获悉,为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加快污染减排,上海对高污染低产能工业企业的实施整体搬迁改造正在提速。今年,淘汰劣势企业的力度已由原来的每年500家—600家增加到约1000家。

经过上海前五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一批坐落在中心城区的老工业企业已陆续关停或外迁,本市产业结构调整也进入深水区,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从事铜板带、铜丝冶炼生产的第二板带厂就是一例。由于建厂早、工艺老、环保设施落后,该厂生产过程中冒黑烟、粉尘等无组织排放情况经常发生,而且厂内的水塔和空压机经常24小时工作,噪声不断。

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第二板带厂和周边居民楼的边界已很难厘清,也和附近的商业生活区景象格格不入。“此前,不仅噪声超标难以界定检测,而且天窗多数破损,有些烟尘直接从破窗排放出来。”杨浦区环境监察支队支队长熊新表示,近年来,周边居民对该厂的环境信访举报高居不下。一接到举报,监察支队就前往第二板带厂查看,两年内去了不下百次。区环保局还将该厂纳入特别监管范畴,安排专人对企业生产运营情况严格监管,监察频次由原来的每季度一次增加至每月一次。2013年以来,杨浦区环境监察支队多次对该厂的粉尘无组织排放、冒黑烟、噪声超标排放等实施立案查处,限期整改并处以罚款。

事实上,作为“三高一低”(高能耗、高污染、高危险、低效益)行业企业调整的重点之一,第二板带厂早已被列入杨浦区“十二五”产业结构调整计划。在环保部门的督查下,该厂也在环保设施上做了整改,但并未从源头上投入改进工艺,高污染问题始终无法彻底解决。

“100多亩地,只有一两条生产线,太浪费了!这么好的地块要好好利用。”第二板带厂厂长蔡耀平坦言,厂方也曾想过建“研发中心”、“会展中心”等,但因资金短缺都没能实现,只想把工厂保留下来,等有机会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据悉,在与厂家负责人多次沟通,以及各方努力推动下,中铝上海铜业有限公司第二板带厂于去年底全面实施停产,拆除铜熔炼炉,今年初与区政府正式签订了动迁协议。目前,相关部门正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关停搬迁过程中的场地落实、人员安置等问题。

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此前表示,上海淘汰“三高一低”的企业正在提速,随着本市转型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工业生产污染也会下降。今年将继续关停或转产一批企业,排放大、能耗大、资源环境效益差、位于工业区外的企业首当其冲。(记者 郭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