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 媒体聚焦| 舆论监督| 开阔视野| 索引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催办单

深度报道

沪探索新型条块关系:重大决策听街道评估

 

 

《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3月31日7版

  相关文章:     新华社上海3月30日专电  上海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正在试点探索基层新型的条块关系。上海市杨浦区30日宣布,上海在这里探索实施“政府职能部门派出机构向街道下移”的改革,街道不仅有人事考核权和综合管理权,而且在重大决策的社会风险方面增加了评估权。

对于街道,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是“上有千条线,下只一根针”,其背后就是反映出基层条块关系未理顺的弊端。杨浦区委副书记朱勤皓说,街道负担普遍较重,大量的“托底”事务性工作远超出其职责范畴。有的街道承担的任务达到400多项,处于“小马拉大车”的困境。此外,由于职责不清,条块之间推诿扯皮的现象也时有存在,“三个和尚没水吃”。基层条块关系亟待理顺。

据了解,此次上海在杨浦区的探索突出了“人财物向街道倾斜”的原则,对城管中队、房管办事处、绿化市容所等政府职能部门派出机构的“指挥棒”,基本交给街道来掌握。由此,街道的“实力”大增,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统一指挥权和统筹协调权将显著提升。在处理部门职责交叉、需要多部门协同解决的城市综合管理难点问题时,街道的职能得到了保障。派出机构所有干部的人事任免主动权也交给了街道,街道和居民成为对派出机构进行考核的主体,权重在八成以上。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探索中,建立了条块协商机制。今后,职能部门在做出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和实施重大项目之前,必须以召开会议的方式听取街道建议和征求街道意见,作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街道将广泛听取辖区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居民代表等的意见建议。条块协商必须形成会议纪要,报相关部门备案,执行情况纳入政府考核体系。

相关专家表示,探索新型条块关系,是推进基层治理改革的一个关键点。街道应回归本位,把更多时间、精力和人力投放在社区服务、社区管理和平安建设上来。此次杨浦区还建立了职能部门职责下沉街道的准入机制,对于未经审核把关就下沉的事项,街道有权拒绝,职能部门不得强行要求街道办理,以此减轻街道负担。(记者  李荣)

 

公租房社区也有“家”的感觉

《解放日报》2015年3月22日头版头条

  青年教师小王拖着箱子住进位于杨浦新江湾城街道的尚景园社区时,怎么都没想到,他一直当作“单身宿舍”的公共租赁房,也会有那么多热闹的活动——大爷大妈们在玩厨艺沙龙,年轻妈妈在开沪语学堂——与刚入住时相比,多了许多人情味。

  作为最早的两个市级公租房社区之一,尚景园公租房社区共有居民住宅2201套,从2012年租户入住至今,现在几乎都住满了。然而公租房社区因政策限制,人员流动频繁。这样的社区谁会乐于参加活动,谁能培养成社区领袖?这成为摆在街镇领导面前的一道难题。

 

流动性大,归属感缺失

  “那时候,我们也很迷茫。想想很多人两年后就搬走了,会把这里当家吗?”2012年,军嫂陈锦从另一个社区迁任到此当居民区书记,她的任务是在这里培育居民自治的土壤、探索自治新模式。

  陈锦说的“两年”,是公租房的签约年限。由于入住公租房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如需连续缴纳一定年限的社会保险金,要没买房子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等。租客两年到期,可申请续约,最长可住6年。根据公租房申请人资料统计,入住尚景园小区的居民大多为中高收入阶层的年轻白领,居民中“新上海人”所占比例达到三分之二,社区居民成分多元,流动性大,归属感缺失。

  “你们都是隐形的富翁,未来的成功人士,这里是你在上海成功迈出的第一步,要为是这里出去的感到自豪。”每每遇到居民,陈锦都会向人推销她的观点。陈锦告诉记者,对住的地方要有认同感,居民才会去参与这里的事务。

 

寻找“家”的感觉

  住不长,是客观情况。“人刚刚熟起来,他们就要搬家了。”陈锦觉得,在这里开展自治,不同于一般小区,一定要找准居民的需求。

  委托第三方社会组织上海阳光青少年网络矫治社工师事务所,居民区党组织在尚景园开展了一次摸底调查,结果出乎大家意料。“我们一直以为,新上海人多、单身青年多或者年轻小夫妻多,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因为陆陆续续的,第三代出生了,婆婆们来了,丈母娘们也来了。调查显示,70%的住户以家庭为主,0到3岁的小孩有98个。天气好的时候,楼底下的花园里,老阿姨们带着一堆一堆的小朋友晒太阳,南腔北调聊着天。据说,这是尚景园的一道景观。

  已经退休的曹阿姨就是从外区过来照顾第三代的。热心的曹阿姨喜欢跟其他“奶奶”、“外婆”们交流,也萌生了教老伙伴们说沪语、唱沪剧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了居委会支持,不少外地来的阿姨也都响应:“我们都是四面八方到上海来的,平时除了在家带孩子也没地方可去。”于是,一个传播“海派文化”、倡导“四海一家”的项目出炉,让大家相互熟悉的同时,也喜欢上上海的文化。

  慢慢地,编织、厨艺等项目也开展起来,一位当过厨师的居民自告奋勇,教新上海人烧罗宋汤等上海特色菜肴,“让他们尝尝上海味道”。

  老一辈的能量挖掘出来了,年轻一代的资源也在挖掘中。亲子活动、交友活动都列入了计划。“沪语念童谣,我们打算针对学龄前小朋友开个班。”陈锦说,根据前期调查,这两个项目应该会受到年轻妈妈和单身青年的欢迎。

 

“社区+社工+社团”的机制

  虽然活动开展得很热闹,但就自治平台来说,还“差口气”。尚景园筹备了两年多的居委会,至今还没脱掉那个“筹”字。“还是因为流动性大,社区领袖不容易培养。”新江湾城街道负责人说。这样的社区很难内生出完整的自治组织,因此尚景园探索形成了“社区+社工+社团”的社会共同参与的自治机制。

  在文体活动中活跃起来的居民组织成立了“四海一家”居民自治委员会,作为一支自治力量开展议事、调解纠纷、维护社区平安。在社区干部眼中,社区里五六十人规模的志愿者队伍,是开展自治的一点“底气”。平安巡逻队被视作是尚景园自治的一个范例。尤其是台风天,巡逻队是社区安全防范的重要力量。

  “我们这里,楼组长是需要两人一组的,其中一人回家探亲或者要搬家时,另一个可以顶上。”陈锦说,流动性越大,越要把居民自治的队伍壮大,把蓄水池做大。

  社工和社团的参与,帮尚景园自治有力地推了一把。“阳光社工”建立尚景家园QQ群、尚景园微博等网络交流平台,组织居民探讨小区建设问题、开展各类意见征询,针对居民需求,提供各类专业咨询和便民类服务,举办各种主题沙龙活动。这里最受欢迎的活动,是社区里各支力量一起搞的“跳蚤市场”。有人搬进,有人搬离,小家电、旧家具都要处理,居民有实际需要,会定期去这个市场“淘宝”。

  “自治是件急不得的事,我们要做的就是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做合适的项目,慢慢应该会摸索出一些经验来。”陈锦说。(记者 张骏)

 

杨浦大幅降低社会组织门槛

《文汇报》2015年3月12日头版头条

杨浦区日前发布社会组织发展新政,大幅降低社会组织注册登记门槛。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审批时间从不超过30个工作日下调到不超过20个工作日,社区服务类、公益慈善类民办非企业注册资金从原来的3万元下调到5000元。杨浦区介绍,此番出炉的直接登记、购买服务、引导培育等“全套系”政策,意在推动辖区社会组织快速发展。

培育社会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是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提出的要求。作为对一号课题的落实,杨浦区在历时一年的酝酿之后,推出《促进辖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同步公布《促进辖区社会组织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

新政对社会组织的直接登记、购买服务、引导、培育、人才政策进行了全口径梳理,在既有措施之外新增大量干货,直接登记门槛的调整最为吸引眼球。

2014年4月1日起,上海对成立的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注册这四类组织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市民政局要求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审批时间不超过30个工作日。如今,杨浦区将审批时限下调10个工作日。杨浦区还取消了社会组织分支机构设立等行政审批事项,今后新成立的社区服务类、公益慈善类民办非企业注册资金降低至5000元——这一数额在沪上各区县中最低。同时,杨浦区还将探索注册资金认缴制。

“杨浦区现有社会组织646家,其中社团129家,民非517家,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是5.9个。总量不大,还要大力培育。杨浦区民政局党委副书记、杨浦区社团局局长虞军介绍,新制定的引导培育政策,“以奖代补”是一大特色。杨浦区对社会组织有一套等级评定体系,首次获评5A级、4A级的社会组织,可分别获得5万元、3万元奖励。在杨浦区依法登记的社区服务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如获得国家级荣誉,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可获得8万元奖励,获市级荣誉的可获得5万元奖励。

政府购买服务是社会组织的一大资金来源,杨浦区希望社会组织不仅承接区和街镇的政府项目,还要吸引其他社会资金参与社会服务。登记在该区的社会组织,如能获取中央财政支持并自筹配套资金在该区实施项目,可获得项目金额10%的补贴;申请到市公益创投项目且在杨浦区实施的,可获得项目金额5%的补贴;自筹项目资金且在该区实施的,可获得项目金额5%的补贴。比如延吉社区的一家公益机构,最近获得了商业银行的公益投入,用于在延吉做公共服务,这样的项目可以得到区里的补贴。”虞军表示,能否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渠道,是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体现,因此要鼓励社会组织和政府、基金会、企业多方合作。

2014年市委一号课题调研报告提出,要在街道、乡镇层面探索建立社区发展基金会,拓展社会资源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杨浦区已有两个街道在筹建社区发展基金会,虞军告诉记者,社区基金会是由社区成立、自行募资的非公募基金会,资金用于所在社区的公益服务,“愿意参与社区公益的企业和个人很多,但社区缺少规范、透明的平台,按照法人治理结构运作的社区基金会,应该是理想的平台。推动社区基金会的落地,是我们今年的重点工作。” (记者 钱蓓)

 

街道不再“小马拉大车”

综合管理不再“三个和尚没水喝”

杨浦区街道内设机构6+2设置今推出

《新民晚报》2015年3月30日头版头条

街道职能不再无限制扩张,综合管理不再三个和尚没水喝。杨浦区街道内设机构按6+2模式设置今天公布,根据市委《关于深化街道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统一设置6个办公室:党政办公室、社区党建办公室、社区管理办公室、社区服务办公室、社区平安办公室、社区自治办公室;自选设置2个办公室为社区人才办公室、社区文化办公室。

  据杨浦区有关领导介绍,目前街道工作主要存在两大问题。街道负担过重,处在小马拉大车的困境。作为三级管理层级,区职能部门的大量事务性工作不断累积和转嫁下沉,以殷行街道为例,承担的任务多达400多项!同时,社会管理的精细化、服务要求个性化、品质化,产生了大量新增事务,也落在街道身上。另外,职责不清,条块之间推诿扯皮,导致街道总是被迫冲在第一线,扮演兜底角色。

  杨浦区此次街道机构设置调整,一方面为街道减负,建立了职能部门职责下沉街道的准入机制,制止街道职能的无序扩张;另一方面,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平安等办公室的设立,提升了街道在城市综合管理方面的实力。城管中队、房管办事处、绿化市容所等实施区属、街管、街用,人、财、物交由街道后,这几个派出机构的指挥棒掌握在街道手中,不再三个和尚没水喝

  另外,此次区里自选设置的2个办公室中,社区人才办公室是为了调动体制内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人才参与社区管理服务的积极性,同时不断挖掘社会组织、社区居民中的骨干、精英,参与社区治理。新设社区文化办公室则把原先社发科以及宣传科、文明办的工作全部放入,做实、做强社区文化,同时把文化工作与文明社区创建结合起来。杨浦国家创新试点城区推动三区联动,也将开展更多跨界、跨区域的广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民俗文化等活动,提升城区品质。(记者 邵宁)

 

杨浦试水社会共治首推社区公益基金

《新民晚报》2015年3月17日头版

  去年年末,上海发布了2014年市委一号课题成果和配套文件,如同一股春风,为基层社区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和活力。今年以来,本市各区县、各街道纷纷行动起来,力求在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方面,特别是在体制机制上有新的突破,进而真正让市民百姓受益。本报今起推出“社会治理新招实招”专栏,报道来自基层社区的新举措、解决难题的好办法。

  用于社区治理,在财政资金外又多了一个蓄水池!全部来源于社区企业、首批募集资金达200万元的杨浦区江浦社区公益基金会,昨天成立。这也是去年市委“一号课题”发布后本市设立的第一个社区公益基金会。基金会首批将资助“五彩斑斓”五大公益项目。

  “社会共治”是上海社会治理的重点,然而,社会共治一直由于缺乏有效的资金保障。是依靠政府拨款“大包大揽”,还是发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去年市委“一号课题”配套文件明确,鼓励街道、乡镇探索设立社区发展基金(会),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办法。杨浦区江浦社区公益基金会应运而生,由江浦街道牵线搭桥,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上海文通钾盐集团、上海晋文置业有限公司、上海茂轩投资公司、杨浦良友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同捐赠200万元发起成立,并通过了市民政局、市社团局的审批。

  江浦社区公益基金会由理事会负责决策、管理,理事会成员有捐赠企业的代表,有律师,还有居委干部。另外还聘请了3名监事,确保资金使用到社区居民的急难愁,并及时在门户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出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昨天的基金会成立仪式上,首批推出五大公益项目,包括资助困难家庭的蓝色“放飞梦想”、关爱老年群体的金色“心系夕阳”,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红色“阳光成长”、关注低碳环保的“传播绿色”、资助青年创业的橙色“扬帆起航”。

基金会副秘书长王菡宁说,基金会将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并多渠道吸纳社会多元主体捐赠资金。专家认为,社区公益基金会的成立,有助于社会治理从“政府单一”转向“社会多元”,为社会资金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一条途径。(记者  邵宁)

 

杨浦区街道体制改革方案公布,在人事任免上街道有“摇头权”还有“提名权”

派出机构“指挥棒”握在街道手中

城管中队、房管办、绿化市容所等派出机构的“人、财、物”等资源下沉街道

《解放日报》3月31日2版头条

杨浦区昨天对外公布深化街道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各街道党工委正式揭牌。为落实去年市委一号课题文件精神,杨浦区在此次街道体制改革中着重探索构建新型条块关系,将城管中队、房管办、绿化市容所等派出机构的“人、财、物”等资源下沉,在人事任免上街道不仅有“摇头权”,还有“提名权”,让派出机构的“指挥棒”掌握在街道手中。

如何理顺条块关系一直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一个“结”。去年市委调研发现,街道出现职能膨胀、承载责任不断加码,处于“小马拉大车”的困境。另一方面,因职责不清,条块之间推诿扯皮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去年一号课题文件提出,要坚持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权力下放,充分保障街道的人事考核权、征得同意权、规划参与权、综合管理权和建议权等“五个权力”。

据介绍,杨浦版街道体制改革实施办法,按照“人财物向街道倾斜”的原则,对“赋权”作了适度的拓展延伸和创新。首先是对职能部门派出机构实行“3+3+1”分类管理。根据派出机构的法定职能,杨浦区采用三种管理模式:一是“区属、街管、街用”,城管中队、房管办、绿化市容所即纳入这种管理模式;二是“区属、共管、共用”,包括派出所和交警中队、市场监管所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是“区属、共管、街用”,主要适用于基层司法所。

“杨浦区在前期调查梳理时发现,涉及处理部门职责交叉、需要多部门协同解决的城市综合治理难点问题,基本集中在城管、房管、市容等部门机构,解决这些顽症,街道需要统一指挥权和统筹协调权。”杨浦区副区长丁欢欢表示,划为“区属、街管、街用”的,人、财、物都交由街道,街道对其拥有人权、财权、事权。尤其在人事任免上,杨浦区将“区属、街管、街用”的派出机构负责人的人事任免主动权交由街道,由街道商职能部门后提出启动干部任免意见,由职能部门制定工作方案,并按照干部任免程序办理。“以前派出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任免,我们采用 ‘任免共商’,但实际工作中街道基本没有话语权,现在由街道‘提名’,可以说人事任免的指挥棒掌握在了街道手中。”杨浦区社建办主任林通说。

在“考核权”方面,杨浦区规定街道为派出机构考核主体,考核办法由街道制定,并大幅度提高群众满意度测评和街道意见的权重。对于“区属、街管、街用”和“区属、共管、街用”类派出机构的考核,群众满意度测评、街道考核和职能部门考核权重分别为40%、40%和20%。对于“区属、共管、共用”的派出机构,群众满意度测评权重为70%,街道考核权重为30%。方案还明确“街道对派出机构考核不为优时,上级职能部门不得对该派出机构评优;派出机构2/3考核为优时,其上级职能部门在全区年终考核时才有评优资格”。

在此次探索中,杨浦建立了条块协商机制。今后职能部门在作出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和实施重大项目前,须召开会议征求街道意见,作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街道将广泛听取辖区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居民代表等的意见建议。条块协商须形成会议纪要,报相关部门备案,执行情况纳入政府考核体系。此外,杨浦区还建立了职能部门职责下沉街道的准入机制,对于未经审核把关就下沉的事项,街道有权拒绝,职能部门不得强行要求街道办理,以此减轻街道负担。

“最重要的是,条和块都要把思想统一到服务群众上来。”杨浦区领导认为,理顺条块关系是城市综合管理中一项需要长期探索和不断完善的工作,基层变革也在倒逼职能部门转变理念、作出调整。改革后的街道将定位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大平台,派驻机构实施城市综合管理的总调度,政府服务群众的大窗口。 (记者 张骏)

 

重构条块关系 重设游戏规则

杨浦区公布深化街道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赋予街道人事考核等更多权力

《文汇报》2015年3月31日

  街道城管中队、街道房管办事处、街道绿化市容所……“七所八所服务一方,工作是不是得力,负责人是不是称职,年终考评时,居民和街道的评分权重最高均可达40%,而派出机构的上级部门考核仅占20%。昨天,杨浦区公布深化街道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重新设置了基层条块之间的游戏规则
 
条块关系,为什么要重构
  社会治理,重头工作在基层。作为最贴肉的政府机构,街道负有基层管理和服务的兜底责任。但是,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调研认为,街道所掌握的管理权限和行政资源与其职责并不匹配,必须赋予街道更大权限、更多资源,才能应对当下的社会治理需求。
  这就需要调整条块关系”“是行政术语,以街道辖区为例,街道办事处属于,上级职能部门派驻街道的房办、城管、交警、派出所、市容等机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七所八所属于
  对老百姓来说,条块都是政府机构。但从基层的行政运转方式来说,两者有很大区别。掌握大量所没有的行政执法、专业管理的权限和资源。杨浦区委副书记朱勤皓介绍,一个街道的日常管理工作,有七八成涉及城管、房办、市容绿化这几大机构,需要它们的执法力量和专业力量的支持。但是,考核的不是街道,而是上级垂直部门,考核的指挥棒在谁手里,自然就听谁的话。当叫不动融不进的时候,居民有事求告无门、政府部门推诿扯皮的情况就会出现。
  根据去年一号课题调研成果的要求,上海各区县正在各自梳理条块关系,想通过条块关系的调整,实现行政资源在基层的科学分配和顺利运转。昨天公布的杨浦版条块关系重构方案,对街道七所八所的管理体制、人事任免、绩效考评等均进行了大幅调整,重设了条块之间的游戏规则
 
任免考核,指挥棒怎么调
  根据派出机构所承担的职能,杨浦区把七所八所分成三类进行管理:第一类是区属、街管、街用机构,包括城管中队、房办、绿化市容所;第二类是区属、共管、共用机构,包括派出所、交警中队、市场监督管理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第三类是区属、共管、街用机构,主要是指基层司法所。
  从字面可看出,街道对第一类机构具有最强管理权,对这几个机构的考核,群众满意度测评、街道考核和职能部门考核权重分别占40%、40%和20%。也就是说,群众和街道的考核权重之和高达80%,而且城管、房办、市容绿化三个部门负责人的人事任免主动权也交给了街道。杨浦版方案明确:派出机构干部任免由街道商职能部门后提出启动干部任免意见,由职能部门制定工作方案,并按照干部任免程序办理。朱勤皓说:理论上,街道如果对这几个机构的工作不满意,随时可以提出任免意见。
  对第二类机构,街道的管理权限弱于第一类。考核上,里的考核不与里考核混同,由群众、街道按照三七开确定的考核结果,构成职能部门考核的重要参考。其中,群众满意度测评由居委会干部、居民代表和服务对象进行。对第三类机构的管理参照第一类机构。
  里的考核结果要实实在在作用于。根据方案,如果派出机构得不到街道给的,就将失去被上级部门评优的资格。派出机构如果不能在全区2/3的街道获得优等评价,其上级部门在年终考核也将失去评优资格。
 
人财物,管理支配权全移交
  随同人事考核权和综合管理权下放的,还有派出机构的人、财、物。
  方案规定,城管、房办、市容绿化所、司法所四个派出机构,除不动产外的固定资产,执法车辆、设备、办公用品等均移交街道管理。派出机构日常工作经费、专项工作经费、人员经费等由街道负责预算、管理和核发。事业编制人员的绩效管理办法,由街道会同区人社局研究制定。这样一来,几个里的人财物管理和支配权全部移交给了街道。
  杨浦区副区长丁欢欢告诉记者,方案还明确了街道的征得同意权、规划参与权等权力。
  今后,职能部门在制定社区建设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方案,在做出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和实施重大项目前,必须开会听取街道建议、征求街道意见,并作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职能部门征求街道意见,必须形成会议纪要,报相关部门备案,职能部门执行条块协商议事规定的情况也将被纳入考核体系。
  为减轻街道负担,杨浦区计划建立职能部门职责下沉街道准入机制,对于未经审核把关而下沉街道的工作事项,街道有权拒绝。若职能部门强行要求街道办理,街道可将该情况报区委、区政府。(记者 钱蓓)

校区、园区、商区融合联动发展迸发新活力

上海杨浦五角场:转型升级的“新样本”

《经济日报》2015年3月12日13版两会特别报道

上海杨浦五角场地区曾经是缺乏活力的老城区,进入新世纪以来,杨浦区以“知识创新”为旗帜,力推老工业城区转型,昔日老城区华丽转身,成为上海城市副中心之一,五角场地区破茧重生。

五角场作为杨浦“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典型示范区域,容校区、园区、商区于一体,三区互为支撑、互相借力,逐步舞动人才、知识、科技、资本、人文等创新要素,致力于打造创新、创意、创业的核心区域,由此,五角场也正成为杨浦乃至上海转型升级的一个“新样本”。

 

校区有“人气”

十年前,五角场地区改造刚刚起步之际,没有人看好这里的发展前景。受困于历史的沉重包袱,如果想实现蜕变,唯有创新突围一条路。

2003年4月,上海市做出构建杨浦知识创新区的决策,杨浦开始创新转型,整合辖区内的复旦、同济等10所知名高校和100多所科研院所,力图让这 些智力机构成为杨浦转型的支柱,杨浦也由此绘制了从“工业杨浦”转型为“知识杨浦”的发展路线图,并提出了打破校区、园区、商区间的利益关系,以大学科技园区为载体,采取政府主动、区校联动、区企合作的发展方式。2014年8月,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总投资人民币7亿元,复旦管理学院与杨浦携手在五角场区域打造国内首个与园区融合的开放式商学院,这将成为杨浦区“三区融合”发展的升级版项目,为杨浦整合众多高校资源找到一条新路经。

五角场的活动搅动了杨浦的知识经济。杨浦区的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内,科技园区创新能力正稳步提升;大连路总部研发集聚区内,知名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相继落户;杨浦滨江发展带进入规划开发建设阶段,未来将与浦东滨江世博园区、虹桥商务区等园区协同发展;新江湾城保持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国际化社区功能不断完善。这一系列园区的崛起将与五角场城市副中心构成“大五角场”形态,并被纳入协同发展的轨道。

在“大五角场”框架下,杨浦已初步形成以科教创新为特色、服务经济为核心的新型产业体系。

2013年,杨浦区的知识型现代服务业完成增加值181.10亿元,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15.3%。杨浦区的调研报告认为,“大五角场”地区已经为杨浦的新腾飞作了充分准备。

智力资源聚合,人才资源整合,邯郸路、四平路、黄兴路、翔殷路、淞沪路5条大路交汇而成的五角场,从此开始飞扬。

 

商区有“神气”

在知识经济时代,五角场商业最先踏上了坦途:万达商场拔地而起、百联又一城相对而立……,这些大型商场的崛起,成为五角场的地标性建筑,在五角场购物也成为人们身份的象征。

五角场商圈鼓励企业提升品牌档次,吸引国际知名品牌入驻,五角场商圈企业平均每年调整品牌和专柜超过100个,仅去年上半年,商圈主要商家共调整、引进品牌单店(柜)超过80个。另外,商圈主要企业都有各自的品牌调整机制,比如万达有末位淘汰机制,每年淘汰销售额排名末10位的商家。杨浦区商委会还同五角场综管办、区商联会及重点企业策划主题活动,做到“月月有节庆,周周有主题,天天有活动”,挖掘和探索营销新亮点。

五角场商圈还尝试加强与消费者的线上互动,比如在商圈推广 WIFI全覆盖,开发时尚五角场”APP并不断完善、升级应用版本。新的商业载体正陆续进入五角场商圈,2015年,商圈商业面积将从2013年的 48.2万平方米扩展到 60万平方米以上。

2014年,五角场商圈全年实现销售132.81亿元,同比增长5.50%,领跑上海各个副中心商圈,这数据增长的背后,实际上是五角场区域超高的“人气”。

五角场的“人气”与区域内科技园区的人才,已经形成了双向支撑,这为五角场地区美誉度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园区有“底气”

如果说五角场的南部以商业为主,那么,中部就是占地84公顷的创智天地园区,这里集科技金融功能区、高科技园区、生活工作区、体育休闲中心于一体,成为“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的标志性示范区;北部的新江湾城,至今仍是上海“独此一家”的绿色商务社区。

在杨浦区看来,五角场已经拥有了众多大型商场、高星级酒店、商务写字楼,成了名副其实的城市副中心,但是杨浦人的目光更为远大,杨浦要在更大范围内把五角场建设成一个创意中心,形成汇聚人才、知识、科技、资本、人文等各类创新要素的科技创新基地和平台。

因此,自2003年4月启动的创智天地,就成为杨浦在五角场布下的重要一子。十多年来,创智天地以清晰的战略定位、创新的商业模式、独有的智力支持,成长为杨浦“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的公共活动中心和创新服务中心。

2006年,创智天地第一批甲级写字楼竣工。数月之后,创智天地成功引进全球软件存储技术龙头企业——EMC 中国研发中心。甲骨文 (Oracle)、IBM、易保软件、卡巴斯基、四维图新等国内外知名企业也先后入驻。2013年,又有118家企业落户园区,它们主要从事医疗器械、信息科技、投资咨询、现代服务业等行业。

如今,创智天地的形态与当初设想的“知识型社区”分毫不差,从环境宜人的创智天地广场步行可到人文气息浓郁的大学路,校区、园区、商区在空间上融为一体。复旦、同济、财大等9所高校分别与园区的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成为园区的常客。

在此基础上,杨浦围绕上海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目标,结合复旦大学、杨浦区在深化产学研合作方面的实践,提出了建设“复旦创新走廊”项目,连接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和江湾校区,沿着邯郸路—淞沪路,打造生态生活与知识生产、创新创业融合发展的区域。目前,“复旦创新走廊”正在从蓝图变成现实。

2014 年,创智天地园区的入驻企业已有 938 户,IBM、EMC、VMware、盛庞卡、甲骨文软件、卡巴斯基、天强咨询管理、中国工业设计院等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及行业领先企业,让创智天地活力四射……

在创智天地引领下,五角场“三区融合”的经济和社会效应日益凸显,为杨浦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增长点,“十三五”期间园区将进一步扩容,向北扩展100万平方米。

未来,以五角场区域为重点,杨浦将进一步凸显“大五角场中央智力区”概念,进一步汇聚人才、知识、科技、资金,串联起五角场商圈、创智天地、复旦创新走廊、湾谷科技园、公共实训基地、环同济知识经济圈等重点项目,促进创新、产业、人才等资源充分整合,通过空间功能再设计和发展环境再提升,助推杨浦实现新跨越。

 

 

沪上成立首家社区公益基金会

《文汇报》2015年3月17日5版

  杨浦区江浦社区公益基金会昨天成立,这是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调研成果公布后沪上成立的首家社区基金会。

  经江浦路街道牵线搭桥,江浦辖区多家企业共同捐赠200万元,发起成立该基金会,用于支持江浦社区的救助服务和公益事务。基金会成立当日,首批项目招标启动,总资助金额不少于50万元。

  由基金会法人对社会资金进行专业运作,支持特定社区的公益事务,这是上海社区治理的全新尝试。

 

源于社区,用于社区

  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就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开展调研,最终出台一系列文件,其中提出鼓励街道、乡镇探索设立社区发展基金会,为社会资金参与社区治理创造条件。

  经江浦路街道牵线搭桥,江浦辖区内的上海文通钾盐集团、上海晋文置业公司、上海轩茂投资管理公司、杨浦良友食品公司等捐赠200万元,发起成立江浦社区公益基金会。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200万元是非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的最低标准。

  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基金会分为公募和非公募两类,前者面向公众募捐,后者不得面向公众募捐。非公募的江浦社区公益基金会,募捐对象主要是辖区内的单位和个人,所募资金用于本社区的救助服务和公益事务,源于社区,用于社区。

  此前,沪上有两家以“社区公益基金会”命名的基金会,2012年成立的上海美丽心灵社区公益基金会为非公募性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业务;2013年成立的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为公募性质,由洋泾街道政府发起成立,主要资金来源是公共财政。由社会资本发起,定向用于某个社区的非公募基金会,江浦是第一家。

 

理事会决策,公众监督

  “社区治理,过去的状况是钱从政府来,怎么花也由政府主导,是不是用在了居民想用的地方,很难说。政府的钱是有限的,而有心参与社区公益的社会资金其实不少。更重要的是,社区希望对自己的事务有自主权,这也是社区自治的核心所在。”江浦路社区党工委书记姜勇说。

  社区基金会,也许能开辟社区自治的新平台。

  基金会设立理事会作为决策机构。江浦社区公益基金会的理事长由文通钾盐集团公司董事刘富昌担任,副理事长由上海轩茂投资管理公司副总经理陈国萍担任,理事5人,两人来自企业,一人来自律所,一人来自街道办事处,一人来自辖区居委会。基金会还聘请银行从业者一名、社会组织负责人一名、居委会工作者一名担任监事,履行对理事会的监督责任。

  “社区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哪些项目,由理事会来决定,政府无权干涉。基金会会在门户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晒’出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监督。社区基金会的运作机制,使它更能代表特定社区的共同利益。”姜勇表示,公共财政和社区基金会对社区公益事务有不同的关注点,理想的局面是,社区基金会的公益服务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有力补充。

 

首批招投标关注五类项目

  江浦社区公益基金会成立当天,首批项目招标启动,总资助金额不少于50万元。基金会在五大类别中选择项目: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项目、资助困难家庭的项目、关爱老年群体的项目、关注低碳环保的项目、资助青年创业的项目。资助项目数量和每个项目资助额没有限制,只要项目方能够说服理事会。

  按规定,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不能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基金会的资金池始终处于流动状态,花钱的同时还要继续筹钱。募集资金和保值增值也是社区基金会运作的重要部分。

  基金会副秘书长王菡宁表示,基金会将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并尝试多渠道吸纳社会多元主体捐赠资金,把“蛋糕”做大。

在上海市民政局和杨浦区的支持下,江浦社区基金会正在争取捐赠免税相关政策。此外,杨浦还有其他街镇也有发起社区基金会的意向和动作。(记者  钱蓓)

 

 

优秀居委干部为啥会得差评?

《解放日报》2015年3月12日5版

  “为啥街道眼里的一些优秀居委干部,经居民打分,排名倒数?”“而在我们看来工作平平的一些干部,在居民打分中却名列前茅?”这些日子,杨浦区四平路街道的干部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考评居委干部,街道大都采用“自上而下”方式,由相关科室给居委干部打分。此次,四平路街道改变考评方式,变为“自下而上”——在对居委干部进行2014年度满意度测评时,街道发放了2900多份测评表,请广大居民为居民区两委班子工作打分,测评结果占整体考评的70%权重。测评总体结果不错: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测评为的占92%,居委会主任测评为的占85%,居委干部测评为的占77%。

  但也有出乎意料之处。有些居委干部,街道对其印象很好,各条口需居委提供啥材料,他们都能及时、漂亮地上交。但这次居民打分,他们的排名却很落后。这是为何?居民反映,一些年轻居委干部,喜欢蹲守办公室,对着电脑办公,很少走访居民;有的居委干部,居民遇到房屋漏水、邻里矛盾之类的事情找上门去,他却说,“我们管不了,你们去找街道,找xx部门。一名居委干部,这次满意率测评还不到60%,让街道“大跌眼镜”。街道深入了解后得知,这名居委干部临近退休,“不愿意多管事情了”,而且又搬了家,居民找他都很困难。

  相反,有些居委干部原先在“自上而下”考评中落后,居民却给他们打了高分。一位居委主任,街道干部对她的印象是“脾气不好”,来街道开会和发言都不太积极。但就是这样一位“脾气不好”的居委主任,每天走访居民,嘘寒问暖,雷打不动,让居民感觉很亲切。小区停车位紧张,居民纷纷私装地锁,这位居委主任搭建起居民自治平台,组织了一场又一场座谈会,最终引导居民主动拆了地锁。有一个居委会,交材料、写台帐表现平平,但居委干部自己记录的“民情日记”十分详尽。居委干部们还形成自觉,比规定时间早一刻钟上班,晚一刻钟下班,下班前要碰个头,交流一下今天做了哪些工作,明天要重点解决哪些问题。居委干部们付出的点点滴滴,居民们都看在眼里,给他们打了高分。

  “考评结果对我们触动很大。”四平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程国光说,“原先‘自上而下’的考评方式,往往与百姓感受和需求脱节。‘自下而上’考评后,种种出乎意料的结果引起我们反思,提醒我们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居委干部队伍的管理,提升服务群众意识,同时为换届选举提供参考和依据。”

  这段时间,街道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对168位接受考评的居委干部进行挨个谈话交流,特别是对排名靠后的干部,帮助他们一起查找原因,探讨如何改进工作。有的居委会,原先习惯对居民说这事不归我们管;现在明确了自身职责,建立了首问责任制”——只要居民有诉求,无论自己是否管得了,都要急百姓所急,学会倾听,善于纾解百姓情绪,帮助他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有的居委干部坦言,“接受居民测评,压力大”。但在街道负责人看来,这份压力是需要承受的。程国光说,作为2014年市委一号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成果之一,广大基层干部受到更多社会关注和政策关怀,如今居委干部的薪酬待遇普遍提升了。同时,这支队伍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也应不断提升。在改革考评方式的基础上,四平路街道还将设立相应的退出机制,让基层干部队伍成为“一池活水”。

  考评结果对我们触动很大。原先“自上而下”的考评方式,往往与 百姓感受和需求脱节。“自下而上”考评后,种种出乎意料的结果引起 我们反思,提醒我们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居委干部队伍的管理,提升服务群众意识。——四平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程国光(记者 徐敏)